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主人公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模样吓人，也自觉羞耻，躲在另一个空间里活着，避开他人的眼睛。妹妹格丽特喜欢拉小提琴，琴声却吸引萨姆沙不自觉地爬出来，被房客看见后惊愕不已，也由此引发了父亲的愤怒。他朝“大甲虫”掷出一粒果核，正中背部，造成了萨姆沙的死亡。由此可见音乐的魅力，可谓琴声致命。
纳博科夫解读《变形记》时，认为音乐具有原始力量，而卡夫卡对音乐的感觉，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在卡夫卡生活的年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东欧人与俄国人痴迷音乐是一种风气。尤其在犹太人中间，练习小提琴，用不多的投入挣大钱是一种共识（与小提琴相比，学习钢琴花费不菲）。海菲茨曾经就是典范。巴别尔被家人逼着学小提琴，要以出场费极高的海菲茨为榜样。但艺术从来就与成年人的庸念无关，也不是凭扎堆起哄就能让天才孵化与出世的。一切皆与天赋相系，后天所为，只能是辅助性的。来自天性的力量大于一切。
生于1875年的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是奥地利人（后来加入法国籍，晚年又入了美国籍，1962年在纽约去世），赶上了小提琴在欧洲大热的时代。不过，他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演奏方法与常规要求不一样。从揉弓方面来讲，他比他人揉得深，尽量不强调运弓的长度，而是在弦上开辟新的表达空间。当然，不用功的结果自然是他演奏时常有错音出现。与拉赫玛尼诺夫搭档时，他竟会忘了自己演奏的曲目。拉赫玛尼诺夫必须拉住不爱练琴的克莱斯勒，一起多合奏几遍，才敢放心登台。他的毛病（属于心理与技术缺陷）却从未妨碍其成为一代演奏大师兼作曲家。他的琴声以人性的温暖与光辉，直指人心。
但还是有人说，克莱斯勒的技术问题，是童年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他的揉弦有问题，没被老师扳过来，调入正轨。针对儿童的习惯，画家达利说：“错误源于天意。因此不要竭力去改正错误。相反，要努力理解它，深刻体会其涵义，并且习惯它。那样就会获得解放。”“千万不要忽视第一片新芽！但也不能揠苗助长。切不可予以修剪：它高兴怎么长，就让它怎么长。它自己会确定正确的方向。”当然，达利是一个强调天性过头的人。他在社会上喜欢表演与胡闹，但握起画笔时，却从不敢含糊，以拉斐尔的细腻与严谨为榜样。按照他的逻辑，艺术讲究个性，小克莱斯勒有一百个错误，却以“正确的方向”成就了大克莱斯勒。技术的失误，相反赢得了感人至深的抒情力量。
不过，以今天这个强调技术标准的时代来衡量，克莱斯勒的演奏肯定不合格。我听过百代公司出品的他的唱片（克莱斯勒主要由RCA公司录音），里面的声音是混沌一团，结像极不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演奏有人情味，对小品与片段也有独特的理解，但与高清和技术精湛的录音相比，可听性十分有限。这牵扯一个悖论，即技术该不该被强调。一些人认为，我们美化了克莱斯勒，他的演奏是对作品的歪曲，不具备多少参考价值。当然，今天的演奏者在技术上普遍高于克莱斯勒，但也会欠缺克莱斯勒的感情与想象。
国内已故的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强调天性的培养与放松，反对琴童过度的技术训练。太多的训练会让人发僵，琴声即使准确，也不是来自心灵深处。有时，音乐训练与体育训练一样，僵死的训练让人生了心魔，放松不了，上场时成了木偶，身体与手指不听使唤。把琴童练残是常有的事情。老师的强迫与压制，让拉琴者再也没有快乐，自我的成长与完成成了一句空话。
尽管克莱斯勒式的演绎属于个案，但具有启示意义：一个人错误的习惯，有不可更改性；除非他自己要改，他人的强制，适得其反。开端是重要的，过度的理性介入，其实是对天性的绞杀。我遇到过几个学琴的人，音乐学院毕业或留学归来都改了行，仔细深究，原来都是为了忘掉学琴之苦。还有怨恨音乐的，可见早年的压迫之深。此时想想克莱斯勒，他的不听话与不认真有一定道理。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