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Sina 作者为孙孟晋 原文链接

当崔健还在举着大旗，中国摇滚已经一晃二十年了。如同整个内地音乐工业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如同国际范围的摇滚理想主义色彩的减弱，中国摇滚蹒跚而行，绝无壮大的态势。是单向度的纪念，还是改换门面的继续长征，其意义在不同人眼里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摇滚也正好刚过50周岁，其纪元以比尔·海利在1955年以“Rock Around the Clock”登上排行榜冠军为准。但不久，那个著名摇滚DJ艾伦·弗雷德因为收黑钱而被电台开除。这样算来，中国摇滚乐晚了整整三十一年，而不像捷克只晚了十来年。现在，以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在首体唱响为划分，还是相对科学的。因为从时间角度来寻找中国摇滚第一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将崔的更早的非摇滚专辑《浪子归》作参考，也是十分牵强。更何况晚了三年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那一年已经完成。

摇滚是有英雄情结的，在西方，人老色衰了，可以进“摇滚名人祠”被人供起来。而在这里你必须承受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落寞感，曾被尊为“四大摇滚歌星”的孙国庆也只能在电视上逗逗演艺小女生度日，“唐朝”、“黑豹”则名存实亡，王晓京识时务地让十二这个数字和旗袍音乐女子沾边……惟有崔健憋着气地又出唱片又开音乐会。中国内地音乐圈有个毛病，当有人越做越大，别的人就会越混越小。

以大众范围里的一两人之力，是无法抗拒摇滚发展中的畸形倾向的。崔健成了一座四处活动的里程碑，但其本来的力量却是削减的。你再打大“假”，也扶不起身后那众多的小“真”。只见一孤零零的“老人”被无形的力量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愿相信他原初的动机是美好的，但这是一个没法克服“权威”崇拜的民族。所以，中国摇滚已经畸形到连纪念摇滚二十年，也要崔健自己亲力而为。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否则“摇滚名人祠”就成了自己给自己填写功劳簿的地方了。

中国摇滚乐集体性地在大众面前隐匿是1995年“魔岩三杰”推出之后，1995年的另一件事——张炬之死使摇滚圈阴影笼罩。现在看来，台湾“魔岩文化”推出的三位摇滚人窦唯、何勇、张楚也因为“滚石”高层反对继续投资大陆摇滚，而受到了别人无法理解的压力与隔世的创伤。这次“撤离”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内地另类音乐的唱片制作水准，远没有能力去保证乐队的唱片和乐队的本身水平呈正比。

1996年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地下概念在逐年增长，其中的怪状之一是代与代之间的隔离，即新一代是在极为边缘的状态下孤立成长的。试想，不是整个时代的务实思潮与整个内地流行乐坛的不景气，“子曰”、左小祖咒和“No”、“苍蝇”这一波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在2000年前后出道的那批则是地下摇滚乐这些年里最蓬勃的一股势力，而且风格的多样性，是中国摇滚史上绝无仅有的。但除了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以外，他们面临一些致命的硬伤，尤其是唱片的录制上。比如“舌头”的唱片远没有他们的现场那样具有震撼力，他们的第二张唱片还被海外的外国制作人错混成了另一种风格。像“木推瓜”、“美好药店”等等乐队换在另一个时代出现，都会是另一种面貌。

曾经有人说中国摇滚乐患了失语症，这完全是患了知识分子判断上的幼稚病。往往一个时代对一个（代）人的影响，要隔个几年才会看得清清楚楚。崔健当年的摇滚影响力固然是因为他本身，即他的表达贴切于转型社会里的人的心态。但那也是时代造就的，思想的意义可以放大到最大的极限。

当全球都在以温柔的感伤情绪取代激进的叛逆思潮，摇滚在中国肯定是错位的。去全盘否定若干年前中国摇滚的愤怒情结，至少是过于功利性的。就像你不能去全盘否定如今的某些快乐原则一样。而中国当下摇滚乐依然不被主流所接受，是另一种尴尬。郑钧、“达达”这些如今根本不具有代表性的人获得摇滚艺人奖，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中国摇滚的新一代在潜行的等级分明的氛围里，非常难以突围。还有就是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依然看不出有第二个城市有适合摇滚的土壤。再有，在意识与技术双重的限制下，中国摇滚总是“画虎类犬”，但是，这个毛病往往又被放大成个性。还有，草根气质的极端走向，使摇滚存在某种盲目性……

西方人看待迪伦或者“甲壳虫”的现存成员，是带着历史眼光的，因为它们有摇滚的现世。而我们这里不可能，因为还没有“摇滚名人祠”。如果崔健不像现在这样做一个老好人，而是依然愤世嫉俗，依然说出真相，那么马上就有人会反驳，这样未必自然。

时代在变化，尺度又有多重。中国摇滚的不景气，大概成了摇滚二十年纪念的中心词语：只是摆设，而不是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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