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才8岁，在舅舅的带领下，我怀着好奇心，第一次走进了上海音乐厅，我们坐在二楼最后一排，居高临下，虽然看演奏员小了点儿，但是整个舞台却看得清清楚楚，哪样乐器放在什么位置，各声部演奏员们坐哪儿，指挥家的挥洒动作都一目了然。大部分乐器我都不认识，经舅舅指点，才知道了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指挥那根在空中划着银色弧线的指挥棒，还有独奏的小提琴家。当日的曲目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因为是第一次听交响乐，年龄又小，难以听懂，只是感到好听，感到优美。那抒情的弦乐、威武的管乐、震撼人心的打击乐一阵一阵地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感染着我，并使我留下了第一次听《梁祝》深刻的印象。
舅舅是位音乐发烧友，家里有一台柚木留声机和一些78转的胶木唱片，后来又买了一台上海产的206型电唱机，这在当时是很富庶的了。年幼的我，经常会呆呆地坐在唱机前，看着唱片在唱盘上一圈一圈地旋转，播放着动听的旋律。不久，舅舅“淘”来好几张33转密纹的唱片，其中有一张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喜出望外，放学后，常会邀几位同学来家，做完作业，大家围坐一起，我会像今天的DJ一样，把家里那些个唱片一张一张放给小伙伴听，也算是过把瘾吧，《梁祝》是我放得最多的唱片。舅舅以后还带我听过几场交响音乐会，更增加了我欣赏音乐的兴趣。
“文革”开始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摧残，西方音乐都被当作“封资修”，听古典音乐成了一条罪状，不少邻居家先后被抄，我看见那些胶木唱片，在戴着红袖章人的脚下瞬间就被碾碎，扔进垃圾箱。我家也没能幸免，一个夏天的晚上，红卫兵前来翻箱倒柜，把数十张唱片全部拿走，看着自己心爱的唱片被人夺走，心里的难受无法用言语来表述。劫后的家中，一片狼藉。我们开始整理房间，舅舅从床底下的废报纸堆中掏出一张唱片，正是那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时我像见了宝贝一样，冲了过去，把它搂在怀里，好好保护它，不让它再遭受厄运。这张幸存的《梁祝》，指挥是樊承武，沈榕独奏。这张唱片应该是我国最早的《梁祝》版本，沈榕也应该是最早演奏《梁祝》的小提琴家之一，听说后来她去了香港，不知如今怎样。还有指挥家樊承武，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听过他指挥的几场音乐会，如今约有80高龄了。
“文革”中，没有人再说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没人敢去碰古典音乐。上海当然没有交响音乐会，也见不到古典音乐的唱片，有谁犯忌听了、碰了，就会被扣上一顶顶大帽子，遭到严厉的批判。上海音乐厅一度成了电影院，我曾到里面看过电影，也去二楼找到我第一次听音乐会坐过的位子，想找回当年的感觉，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了。
热爱音乐的火种是禁锢不住的。夜深人静，舅舅和我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梁祝》悄悄地从床底下拿出，在那台幸好没有被抄走的206型电唱机上放了起来。生怕被别人听到，我们调到刚好听见的音量，随即《梁祝》那优美动人的旋律便从密纹唱片中流淌开了。春夏之交，天已有点热，在密闭的房间里，我们沉浸在音乐中，谁也顾不上擦去额上沁出的汗珠。
不知该怎么来形容当时的感受，我觉得引子中长笛和双簧管的吹奏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乐曲中大提琴和小提琴分别代表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在离别前互诉衷肠，我的心仿佛也跟着倾诉。当邪恶的不协和音出现时，当祝英台跳坟化蝶时，我也满怀悲愤。乐曲结尾时，长笛和双簧管的再现演奏把我带入了仙境，我的泪水慢慢往下淌。许多年后，我还在想，在那个岁月里，和舅舅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地听《梁祝》呢？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和《梁祝》的魅力吧。这种情景可能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
1972年，我插队落户去了安徽农村。在农村让人难熬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艰苦，还有文化生活的枯燥。我从父亲那儿要了一台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灵敏度非常高，虽是边远的乡村，但能收到不少短波和中波电台。一天晚上，我在短波中搜寻节目，突然从里面传来熟悉的旋律，那是《梁祝》，曲子刚刚开始，非常遥远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很清晰，但是那旋律我太熟悉啦！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贴着收音机听。等乐曲播完，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个男播音员浑厚的声音传了出来，好像是俄语，接下来播放的音乐我不熟悉。太让人难忘了！在国内听不到《梁祝》，在国外的电台我却意外地听到了。这次听《梁祝》虽没有热泪盈眶，但我感到全身热血沸腾。后来我还试着在这家不知名的电台搜寻《梁祝》和其他好听的音乐，遗憾的是再也未能如愿。
如今我有十多个《梁祝》的演奏版本，可以尽情地欣赏，但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张33转的密纹《梁祝》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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