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出于职业习惯，低调的指挥家王甫建，更具学者风范。他话语严谨，讲话逻辑思维很强。很难想象，在他儒雅的谈吐中，让人感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很强的商业头脑以及调控乐团的能力。在上海民族乐团王甫建的办公室里，我们直面而坐，开始了对他上任后的首次采访。从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了一代民乐工作者所具有的可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施雪钧：我看了你们团近年来不少演出的节目单，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张小小节目单，从形式到内容，折射出了“专业”两字；还有，与你们团合作的作曲家，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重要的大家；而在曲目设置上，既有委约创作的新作品，又有观众熟悉的经典之作。从乐团的音像资料中，我也看到了乐团这几年来实质性的提升。
王甫建：2005年我到上海接手民族乐团后，并没有完全按常规性思维模式从事，实际上也无法那样去做，因为根本没有常规模式可循，我考虑更多的是乐团的专业发展方向。我想，只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今天回过头来看，专业方向是对头的。我看过你在《文汇报》写阎惠昌的文章，实际上，我们乐团的许多做法与香港中乐团或其它职业乐团是很相似的。
这些年来，上海民族乐团致力于走上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专业乐团之路，但真正要达到应有的专业模式，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认为，在国内文艺体制还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程度，社会文化市场机制还远未臻完美时，我们应该先尝试建立与逐步完善能够适应将来发展的内部机制，应该多看、多想、多学，包括香港中乐团在内的海内外职业乐团中一些好的经验和模式，我们都在吸收参照。
以前我每次去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台湾国乐团等海外职业乐团工作时，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他们在管理、运作方面的经验；对比管理数据就可以说明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经验对一个乐团、尤其是一个老资格乐团来说，其实本身就应该具备，只不过过去我们缺失了这一块。
施雪钧：我理解你的意思，乐团原来最缺的就是一个现代乐团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性，而这正是你要去做的。
王甫建：我接手上海民族乐团后所做的规划以及平时总结最多的是：怎样把一个传统性乐团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专业乐团。这会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些痛苦甚至矛盾，但是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不这么做不行，因为这将影响到乐团的生存。只有经过这样的改变，乐团才能有所发展，也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就像北京的中央民族乐团，他们去年的市场运营达到了一个飞跃式高度，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和重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个具有引领性示范作用的中直院团，他们的成败也就决定了各地方民族乐团的存亡。其实，早在上海还在争论国内民族乐团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音乐之路时，海内外许多同类型的民族乐团就都已经成规模地迈开步伐，目标所指即现代化和职业化。现在国家大剧院以及北京重大的民乐演出，基本都由中央民族乐团在承担，也就是说，主流观众群已经认可这种民族管弦乐模式和乐团形式。
施雪钧：那么近年来上海民族乐团的商演之路走得如何？
王甫建：应该说我们乐团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良性循环。这一年，乐团的演出收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为此我们也有过一个客观分析，可以看到全年市场性演出收入占了很大一块比例，政府指令性及采购项目演出只占一小部分。从中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乐团的自主运营正在逐步取得市场成效，二是政府采购项目和指令性项目中民族音乐部分还不多（但在过去，这些却是我们团主要的依赖性项目）。现在虽然通过乐团运营，我们已逐渐在市场上寻找到自己的支撑点，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民族音乐的采购力度。
在经费投入方面，目前上海民族乐团当然与香港中乐团不能比啊！目前我们的年度经费大约只是他们十分之一，悬殊很大；可我们却正在努力并完成与他们相同的责任和任务。尽管我们可利用的政府资源包括社会资源远远少于香港中乐团这样的海外职业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这样的中直院团，但是我们团却一直在努力向前走，大家为之付出了很多，做了不少工作，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施雪钧：从上海民族乐团近年的演出质量来看，有了实质性的提升，我想了解的是，现今国家对民族音乐有些什么保护和发展措施？
王甫建：在文艺体制改革初期，政府似乎只提到要扶植交响乐、芭蕾舞等西方古典艺术；后来提到了民族音乐文化，但将之放在京昆艺术这一类，作为非物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与传承。现在政府的提法明确了，对民族音乐要“发展与扶植”，这就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提法，也对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有了新的要求。
施雪钧：这几年，你对乐团的音乐会上座率满意吗？
王甫建：这几年我们的演出季包括一些普及音乐会的上座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比如，今年演出季开幕式和江南丝竹两场音乐会，我们的上座率，基本达到了百分之百（不是出票率），在现在出票机制以及演出资讯还不完善与通畅的情况下，能够运营到这个程度，我还是感到很欣慰。还有，我们去年演出季的上座率，基本都在八成以上，现场演出效果也非常好。前段时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演了四场，上座率都在八成以上，最后工作人员连工作票都拿不到。整个演出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前离场，这就是可喜的地方。
我认为，音乐会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曲目的设计，曲目结构、演出形式和音乐会的创意都应该要到位，当然还有演奏的舞台呈现也要到位。因为现代音乐会已经不是作品的展示，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工程（包括音响、灯光等技术层面）。从这些年从观众与媒体的反响来看，市场对上海民族乐团的表现反映很好。
当然，我们还要加强对于演出资讯的传播，我们的网站建设还不够到位；今年，我们团将请专业网络公司为我们建设、维护网站，保证信息的及时与通畅。对此，我也很有信心。
施雪钧：现代的民乐新作，与那个年代有了很大差异。现代作曲家创作的民乐新作品，在舞台上能立得住吗？也就是说，观众会不会因此而喜欢民乐？
王甫建：我们演过的一些现代经典作品，不仅效果很好，而且观众非常接受。我们可以就此作一些剖析：长期以来，由于专业作曲家介入较少，民族音乐的许多创作都是由演奏家写作的；不少创作手法实际上是很不专业的，并且许多早期创作大部分沿用的是西洋古典音乐体系的基本技法，把一些民歌直接拿来改编一下就是作品了；而这些作品却长期占领了音乐会舞台，误导了听众，使得听众以为民乐就是那样的，新创作也就是在重复过去。
民乐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课题。首先是继承民乐创作的基本元素，其次是怎么用新的观念新的手法产生新的效果，怎么让听众在听这些作品时既感到熟悉又感到新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民乐创作一直停留在“风雅颂”中的“风”，也就是民间音乐的传统阶段，民乐变得越来越轻飘，旋律越来越简单，情感肤浅的单旋律曲目充斥舞台。咋一听，好像很好听，但它根本撑不起音乐市场。
现代民乐创作，像谭盾后期创作的《西北组曲》、《火祭》等作品，比他早先那些探索性作品有了很大转变。郭文景的作品，从作曲到配器，从五声理论到对音色的新认识，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民乐创作体系；尽管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但由此形成了民乐合奏的新的生命，这种新型的生命力是西洋交响乐团无法取代的，比如谭盾的《西北组曲》，交响乐团是无法演奏出地道的民间音乐风格的；《火祭》中的二胡独奏，是一段相当有深度的五声性旋律，小提琴、大提琴是无论如何演奏不出那种风格的。
因此，独特的音律写出独特的音色，形成了独特的高度，这才是有力度的东西。我们现在大量的民乐创作，都是按西方音乐的创作思维，这是民乐创作半个世纪立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们乐团的保留曲目来看，如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愁空山》，谭盾的《西北组曲》，赵季平的《大宅门》、《古槐寻根》，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等，都是观众喜爱的作品，也是当前的民族音乐新创作的主流。
施雪钧：有一种说法是，委约创作就像是在赌博，因为音乐作品的好与坏，没有“国家标准”去评判与验收。
王甫建：我不认为是赌博。委约一部作品就要成功一部作品。我们与作曲家签约，在总谱完成后先提出修改意见，经由他修改后由乐队试奏，然后再度提出修改意见，直到委约方满意为止。也就是说，最后一部分稿酬要等到首演成功后再付。因此，我们的合约可能是国内最苛刻但也是最完善的合约；尽管很严谨，但作曲家们都愿意。
施雪钧：这种苛刻的委约很少听说。因为伟大的作品首演失败在世界上太多了。
王甫建：这其实也是国际惯例，并不是苛刻，也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创作经费本身就很紧张，但是与作曲家的合作每年都在进行。此外，很多创作是申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去委约创作的；你知道，基金的钱打水漂可不行。不过到目前为止，与我们团合作的作曲家基本还都是很满意的，说明我们在严格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氛围。就拿《锦绣中华》的曲目来说，里面既有展示原始奔放的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也有体现上海城市精神的作品；作曲家们把这些耳熟能详的乐曲运用了新的创作手法、新的展示手法，将很多曲目重新结构、重新编创，这就焕发出了更加丰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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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建，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副主任、教授。中国青年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常任指挥，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兼艺术总监。
1985年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在北京推出民族音乐现代作品音乐会，首开民族乐队演奏现代作品之先河。曾率团赴亚洲、欧洲参加一系列的国际音乐节和访问交流巡演，执棒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台北市国立乐团及谭盾、瞿小松、何训田等当代著名作曲家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作有：双琵琶协奏曲《断桥》、古琴与乐队《听雪》、三弦与乐队《土风四首》、琵琶与乐队《海青拿天鹅》、《凤阳花鼓》、《赶牲灵》等大量的民族器乐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已成为音乐会保留曲目。
自2005年9月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后，王甫建在乐团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带领这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团队步入新的辉煌。在他和团员们努力下，上海民族乐团在2006年首推音乐季。在过去的四个音乐季中，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民族交响音乐会《上海回响》、《锦绣中华》、《土地、人与生命的赞歌》和《火祭》等，受到广大爱乐者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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