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其人其樂
孫國忠 于 2019.11.28 15:24:20 | 源自:微信公眾號-書城雜志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00.00/0

說貝多芬的藝術影響力現在已經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所取代,此話聽來有些夸張,但馬勒交響曲在當今世界的藝術輝煌和超高人氣大有趕超貝多芬音樂之勢確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從作品本身還是從音樂接受的層面來看,這一藝術現象的存在及其人文意涵值得我們思考。一言蔽之,馬勒其人其樂的重要意義與當代影響力是一個應該面對的問題。

今日的“馬勒熱”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馬勒復興”(Mahler revival),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股熱潮不僅沒有降溫的跡象,反而呈現出不斷高漲的態勢。打開積淀豐厚、內容多彩的西方音樂史冊,幾乎看不到類似情形的發生。我認為,“馬勒形象”能夠在當代視域中不斷被放大并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高度關注,顯然與馬勒音樂的獨創性所傳遞的哲理蘊意及其“現代性”指向密切相關。作為作曲家,馬勒一生的音樂創作主要集中在交響曲和管弦樂伴奏的藝術歌曲這兩種體裁,他讓世人著迷、震撼的正是其風格獨特與蘊含深意的交響哲思。

當馬勒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指揮之余初試交響曲創作之時,這一西方音樂最重要的大型器樂曲形式已經走過了約一百六十年的歷程。從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到門德爾松、舒曼、勃拉姆斯、布魯克納,德奧作曲家始終牢牢掌控著音樂王國中這片神圣的領地,交響曲的“絕對音樂”(absolute music)品格和純器樂形式的藝術樣態,使得與交響曲打交道的作曲家對之都懷有一種莊嚴感和敬畏心。馬勒同樣敬畏于身在其中的德奧交響曲傳統,他懂得這一器樂曲形式之歷史的偉大和榮耀,亦知其藝術風貌的宏闊和多姿。但是,馬勒從沒有供奉交響曲于神壇的心態,而是把交響曲看作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世俗化”與“主體性”是他對交響曲本質的個性化理解。因此,馬勒要在這個交響世界中縱橫馳騁,創造性地盡情表達他對世間滄桑的體悟,對人生意義的探尋。馬勒的交響曲就是這個時代之子的精神寫照和內心之聲。

  • “馬勒復興”與“馬勒熱”的形成與不斷發展的馬勒研究(Mahler studies)緊密關聯。大半個世紀以來,馬勒研究的專題深化和論域擴展成為當代音樂學領域引人注目的學術現象。然而,對音樂學專業之外的廣大“馬勒迷”來講,最感興趣的并非對其“交響—奏鳴”結構處理的深入探討,也不是對其管弦樂寫作色彩布局的詳盡分析,而是想多多了解馬勒音樂人生中的精彩“故事”,從而進一步理解這位晚期浪漫派音樂大師交響曲作品的藝術蘊涵與表現意義。換言之,馬勒其人其樂的內在聯系是激發眾多“馬勒迷”藝術興趣與偶像認知的關鍵所在。所以,說“主角”、講“故事”、有“評論”的音樂家傳記顯然最能滿足愛樂人品讀與體悟大作曲家創作生涯和藝術風采的心理需求。

    關于馬勒的生平研究與傳記寫作歷來是馬勒研究的重要方面,成果頗豐,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法國學者格蘭奇(Henry-Louis de La Grange,1924-2017)的多卷本傳記,這是迄今為止對馬勒生平與創作最為詳盡的“檔案式關注”。格蘭奇的馬勒傳記堪稱西方實證主義傳統的音樂家傳記寫作的典范:他幾乎將馬勒生平(藝術生涯)按年月的順序全部呈現出來。由于格蘭奇掌握的資料豐富詳盡,考證功夫扎實,他向我們描述的馬勒一生是豐滿的、立體的。如今,格蘭奇宏富的馬勒傳記已成為每一位馬勒研究者案頭必備讀本。格蘭奇貢獻的這套多卷本馬勒傳記屬于學術性的傳記寫作,坦率而言,這種以音樂界專業人士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傳記文本顯然不太適合愛樂大眾的閱讀。令“馬勒迷”高興的是,二?一?年在馬勒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一部很對他們胃口的愛樂專著Why Mahler?問世。此書的中譯本《為什么是馬勒?》已于二?一八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同樣受到中國樂迷的追捧。

    “為什么是馬勒?”這個以提問方式呈現的書名很吊人胃口,更吸引眼球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一個人和十部交響曲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不得不佩服此書作者的聰明和十足底氣,他亮出的這一具有“標題黨”特色的醒目書名堪比京劇“角兒”的出場亮相,一登臺就得“碰頭彩”,光彩照人,氣場宏大。能想出這樣書名的絕非普通作家,也不可能是靜坐書齋只關心純粹學術的學者,必定是能夠在音樂界內外瀟灑行走且人氣旺盛的碼字高手。不錯,此書作者正是在當今世界樂壇頗有影響的英國音樂評論家諾曼·萊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在中國的愛樂圈,萊布雷希特也是一個相當熟悉的名字,很多樂迷親切稱他為“老萊”。中國樂迷不僅喜歡看他的古典音樂專欄,也被他幾部譯成中文的專著所吸引,尤其是那本在西方樂壇激起波瀾的《誰殺了古典音樂》(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更是讓人大開眼界,驚嘆西方樂壇背后有如此勁爆的內幕。萊布雷希特關于古典音樂那些人和那些事的著述文字好看,論說有趣,特別是文中顯露的強烈的批評性介入(常常轉化成一種剛強的戰斗姿態)成為其音樂言說的鮮明特征。萊布雷希特是一位有個性、敢發聲的音樂評論家,當他將這種展示反思精神和人文情懷的音樂審視投入其深愛一生的馬勒探究中時,我們就看到了一種角度獨特、論域開闊的音樂家藝術人生的個性化評說。

    萊布雷希特這部馬勒論著之所以很受大眾歡迎,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始終以非學院派樂評人的姿態和感覺來論說馬勒其人其樂,其寫作可謂激情投入,汪洋恣肆。通常來講,歷史音樂學(historical musicology)領域傳統的傳記書寫強調作曲家生平史實的嚴謹考證,注重生平與創作之關聯的深入分析,以研究的姿態冷眼觀察和客觀敘述傳主的一生是這類“學術性傳記”寫作的基本路向。這樣的傳記文本無疑是歷史音樂學研究重要的學術積累,其價值主要體現在音樂學術圈內部。然而,這樣的“學術性傳記”對普通樂迷來講就顯得過于沉重,閱讀興趣自然會大打折扣。非音樂科班出身的萊布雷希特太熟悉像他一樣的“馬勒迷”的閱讀興趣:他們并不需要學術考證方式的馬勒生平“再現”,而是渴望聆聽一位同樣熱愛馬勒的“說書人”來敘說馬勒一生的“故事”。他們期待的是有“料”、有趣的馬勒藝術人生的“愛樂評說”,這樣的其人其事的“重構”方能滿足他們“馬勒崇拜”的好奇心。萊布雷希特正是這樣一位能滿足“馬勒迷”需求的“說書人”,《為什么是馬勒?》則是他個人熱愛馬勒音樂、探尋馬勒精神世界和藝術創造力的心路記載。

  • 與學術性音樂家傳記不同,《為什么是馬勒?》的全書構架與論述建立在作者個人“主體介入”的敘事模式基礎之上,這是一種敘述者主觀滲透、個性色彩強烈的人物解讀與“愛樂書寫”。萊布雷希特筆下的馬勒評說如同民間說書人手中握有的“話本”,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和通俗易懂的“暢談”,這種向讀者敞開心扉的“馬勒尋蹤”確實讓眾多樂迷讀來津津有味,頗具新鮮感。

    馬勒的故事之吸引力與那個所謂的“世紀末”(fin de siecle)年代大有關系。馬勒生于一八六?年,與他同時代的著名作曲家有多位,其中有埃爾加(1857)、德彪西(1862)、理查·施特勞斯(1864)和西貝柳斯(1865),他們分別作為“英國音樂復興”的主要人物、印象主義音樂的創立者、晚期浪漫派音樂大師和芬蘭民族樂派的杰出代表,在西方音樂由浪漫主義向現代主義過渡的關鍵階段都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貢獻。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的影響力能與馬勒相比,因為他們的成就和藝術影響主要是在音樂圈內,而馬勒音樂創作中的藝術探索在震撼音樂界內部的同時,其創意迭出的交響話語所展示的詩意哲思已經作為一種“現代性”指向滲透到更為深闊的人文場域。

    講到馬勒對交響曲體裁品格特性的認知及其創作追求,人們總要提到他與同為交響樂大師的西貝柳斯的“對話”,因為他們對交響曲本質的理解有著很大的不同。西貝柳斯崇尚交響曲體裁建構所特有的嚴密、深層的邏輯關系,馬勒則強調交響曲應當“包羅萬象”。對馬勒而言,交響曲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純音樂”,而是一種能夠承載人文蘊涵和展示人生意義探尋的特殊藝術載體。必須指出的是,馬勒的交響曲創作并沒有走整個十九世紀盛行的“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的路子,而是以充滿哲思氣質和主觀性體驗的音樂表達來呈現其獨特的“交響敘事”。雖然馬勒交響曲中的有些部分也有畫面感或情境描述,但這類給人“標題性”聯想的特殊部分都被有效地整合于詩意哲思的“交響敘事”的藝術邏輯之中,其目的就是用音樂話語表達他對人生意義的不懈探尋。這種探尋貫穿于馬勒整個的創作生涯,他的每一部交響曲都是他對人生終極意義探究的一次新的努力,正是這樣的作曲實踐和創作追求使得馬勒的音樂人生顯現出非同一般的藝術精彩。

    “馬勒的故事必須以二十一世紀的觀點來敘述,這也是這本書出版的目的。”萊布雷希特這一堅定的寫作訴求使得他的馬勒評說具有鮮明的當代意識和個人的書寫立場。在這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馬勒探究之旅”的樂評人看來,馬勒絕不是已作古的巨石標本,而是一位可以用當代眼光來審視的我們的“同代人”——在當今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騷動世界里,馬勒“是一位能與音樂家及聽眾感受互動的創作者”。

    馬勒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過,旁人看來他事業輝煌,先是享譽全歐,后又名揚美國,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直有著旁人難以理解的痛楚:“我是一個三重無家可歸者,在奧地利被當作一個波西米亞人,在德國被當作一個奧地利人,而在全世界又被當作一個猶太人。對任何地方來說我都是一個闖入者,從來不受歡迎。”這種失去精神家園的苦惱、憤懣既導致了他永遠的鄉愁,又激發了他孤傲之中的不斷奮進。研究馬勒的生平與創作,他的猶太血統及其文化背景總是一個無法繞過的話題。同為猶太人的萊布雷希特顯然對這一話題極感興趣,做足了“功課”后強勢發力—他對馬勒整個藝術人生的敘述與解讀都建立在對其猶太文化背景及其影響的考察之上。萊布雷希特指出:馬勒成長過程中,作為猶太人“母語”的意第緒語對他的思維方式、人格構建與創作呈現都有著深刻影響。這種語言混雜了德語、希伯來語、阿拉姆語(Aramaic)以及語法完全獨立的斯拉夫語詞匯,它常作為“密語”被用來在猶太人之間進行交流,尤其是內含雙重否定的用法在彬彬有禮的言說中暗藏玄機,語義曖昧與指向雙重的表述蘊含著外族人難以理解的真正意思。萊布雷希特認為,正是這種獨具特色的母語言說及其文化內蘊導致了馬勒創作思維與交響話語中最為典型的反諷品性。

    反諷(irony)本是一種修辭,即字面與語詞內在的真實表意形成對立,其用意是以顯性指稱表達隱性指向,這種修辭手段通常深藏機鋒,暗顯力道。馬勒的創作思維中確實有著強烈的反諷意識,當他將這種聯通內心真實情感的創作意識化作具體的交響語言時,我們就聽到了別具一格的音樂話語,其耐人尋味的藝術涵義等待著接受者的解讀。例如,《D大調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的音樂構建就呈現出多重的反諷意味:戲仿性質的葬禮進行曲,樂章中段表現愛之歡樂、愛之悲傷的矛盾,“死亡音樂”與“愛情之歌”之間的強烈反差。所有這些都反映了馬勒反諷意識帶來的音樂思維特性,這種強調“混雜”、有意突出矛盾化形象并置的音樂展示都出自作曲家的心靈感知和藝術表達的需要。關于這一點,對馬勒音樂情有獨鐘的大指揮家伯恩斯坦的一段話可謂一語中的:“不論你在馬勒的音樂中聽出哪一種質感,嗅到哪一種意義并試圖去定義的時候,請記住它們的對立面同樣成立、同時存在。”作為一種音樂創作的“原動力”,反諷的意識與呈現矛盾的表現訴求不僅清晰地勾勒出馬勒交響曲寫作的個性風貌,而且在深層次上表明了滲透創作者思維、人格、稟性之“基因”的人文寓意。

    馬勒音樂中的反諷品性及對立性“姿態”固然值得關注,這種由具體樂思、音樂語匯和“交響語法”帶來的表征性音樂意象及其特性化語意轉換有其不可替代的藝術意味。但是,我認為更應該重視的是馬勒作品中獨有的“開放式呈現”,這是一種在更大格局中才顯真義的音樂品質,宏大的交響敘事傳遞著平易近人的音樂抒懷,它期待著藝術知音間的理解和體悟。這種“開放式呈現”的藝術表達與馬勒音樂所承載的豐富的“音樂外的內涵”(extramusical connotations)密切相關。毫無疑問,馬勒的交響曲反映的是他個人的思想與情感,但音樂中具有的“音樂外的內涵”給予有一定修養且用心聆聽的聽者極大的想象空間。因為這些“內涵”并無限定性的“標題內容”(program)和確切的音樂語義指向,只是在寬闊的語境中顯示創作者的感覺、心境、意緒與情懷,所以馬勒交響敘事的“開放式呈現”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對每位聽者的感情邀約,而聽者融入個人聆聽體驗所形成的豐富想象促發了對馬勒音樂多重理解和多重詮釋的可能性。其實,馬勒本人就曾暗示:“音樂中最精妙的部分永遠不可能在音符中找到。”對馬勒所擅長的這種“言外之意”的交響話語及其表現特性,我想每個熱愛馬勒音樂的人都是心領神會的。

    有一個典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升c小調第五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小柔板”可能是廣義古典音樂中最受歡迎的浪漫派抒情曲之一,這個以弦樂隊與豎琴演奏的優美樂章本是馬勒向阿爾瑪表示愛意的情感傾訴,旋律的美妙動聽以及音樂整體流動中顯露出的柔情深意令無數人為之感動。然而,正是這種呈現開放性態勢的深意抒情在形成基本審美意態的同時,也為人們轉換意緒的情感表達提供了可能性:失意的惆悵、懷舊的感傷、夢幻的甜美、孤獨的沉思,甚至是對逝者的懷念,這樣的“情狀”改變無疑在更寬闊的場域內為此曲“抒情”蘊涵的意象轉化和意義衍展開啟了通道。其中最著名的意象轉化當屬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1906-1976)在其一九七一年的影片《威尼斯之死》(Morte a Venezia,又譯為《魂斷威尼斯》)中的“音樂借用”。這位深諳馬勒音樂之美的意大利導演將這個“小柔板”作為影片的主題音樂,極為貼切地表達了影片主人公作曲家阿申巴赫(托馬斯·曼小說原作中則是作家)內心深處的情感糾結與難以名狀的心理變化。

  • 閱讀《為什么是馬勒?》,除了關注書中敘述的內容,萊布雷希特此書的寫作路數及其意義也值得再思考。這本英文原著二?一?年出版時曾受到過不少批評,對其詬病的焦點在于:這種以第一人稱“現身”和夾雜傳記文學表述的敘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客觀史實與主觀臆想之間的界限。由此,批評者的結論便是:這種帶入作者個人經歷和混合傳主“故事”與“煽情評說”的傳記文本并無意義。但細讀此書可以發現,萊布雷希特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當然明白這種愛樂姿態的另類寫作具有的風險。因此,在此書的引言部分他就明確告知:自己多年苦尋馬勒后的寫作訴求已不再是音樂傳記,“更想在書中試圖解決以下問題”:誰是馬勒?為什么是馬勒?為什么馬勒會再度受到關注?為什么馬勒在今天會變得如此重要?馬勒的音樂如何影響我們?為什么會影響我們……顯然,這一系列的問題已構成有意識的“凝視”,實實在在地形成了作者投入寫作的動力。“問題意識”本是研究性寫作的出發點和“貫穿線”,但它在非學術性寫作的文本中同樣能在整合內容與突出要旨的同時,形成明暢且富于邏輯性的敘事脈絡。更為重要的是,滲入“問題意識”的非學術性寫作通常會顯現某種智識底蘊和有一定深度的藝術見解。“為什么是馬勒?”不僅是促動萊布雷希特寫作此書的“問題意識”,也是他向熱愛馬勒音樂的讀者提出的一個有力度的核心問題。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讓萊布雷希特敢于打破傳記文體已有傳統的束縛,盡興沉浸在他個人對馬勒的藝術人生和音樂影響力的解讀之中。

    我認為,對這樣具有“問題意識”的非學術性人物解讀和個性化的“愛樂性評傳”應該予以適當的肯定。至少,這樣的愛樂文本讓我看到了關于馬勒其人其樂另類評說的話語能量和愛樂旨趣。我還想說的是,書中關于馬勒和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文藝圈的諸多“八卦”的確吸引了不少樂迷的眼球,但這位人氣旺盛的“說書人”所說的一些頗有見地的話更值得愛樂人去思量。例如,萊布雷希特書中這段充滿詩意的文字就值得細細品味:“并非所有文明人都能感受馬勒,但馬勒的作品猶如不朽的宏偉建筑,總有一些適合進入的縫隙,人們在其中得以尋求自我。于是乎,在那樣的瞬間,馬勒不再是一座堡壘,反而成為每個人的私人庇護所。”

    作為一名研究西方音樂史的學者,我對馬勒及其音樂創作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除了研讀與馬勒研究相關的學術文獻,我也很有興趣瀏覽論說馬勒的愛樂文章和非學術性書籍,包括萊布雷希特的這本《為什么是馬勒?》。閱讀此類文章和書籍,我最大的感受是馬勒音樂的藝術能量勢不可擋,尤其是因為有了眾多愛樂人對馬勒音樂的深度鑒賞和相關話題討論的熱情參與,“馬勒熱”作為一個特殊的藝術現象,已讓音樂世界內外感受到越來越強勁的人文脈動,它所傳遞的文化資訊期待著多向度的再審視。回應本文開頭提出的話題——貝多芬與馬勒之當代影響力的對比,在這篇文章結束時顯然有必要呈現我本人對這一話題的理解和審思。二?一一年,為紀念馬勒逝世一百周年,我曾寫過一篇很長的學術論文《馬勒百年祭》,較充分地表達了我對偉大作曲家馬勒及其音樂創作之藝術價值和人文意義的再認識。今天,我依然相信我的“馬勒觀”具有超越音樂學研究和愛樂感知壁壘的人文意義。在此,我呈現這篇論文的結語段落,對真正熱愛馬勒音樂并有意再思馬勒之音樂史地位的讀者,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與貝多芬的音樂相比,馬勒的音樂顯然更貼切我們這個時代的脈動,因為從中能體悟與我們生存情狀聯系更為密切的哲理命題。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馬勒復興”到今日“馬勒熱”的持續高漲,半個世紀的歷程告訴我們:馬勒音樂的人文意義已經愈來愈深入地滲透到當代人的心理體驗與人生思考中。一百多年前曾困擾過馬勒的人生疑問如今依然攪動著當代人的心靈。毋庸置疑,這五十年是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時期,豐富異常的科技成果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的資訊化革命與高科技成就將世界(部分地區)的物質文明水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令人激動的科學進步和技術文明并沒有讓這個世界得到安寧,人類仍然面臨著諸多社會矛盾和生存壓力:貧富差異、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文化沖突、恐怖主義、地區性戰爭等。面對人生的困境,我們更感到人文關懷的價值——當人生意義的逼視愈顯尖銳時,精神的光照才能通透內心的澄明。馬勒的“音樂情緒”中顯然早已隱喻了人類的不安全感與現代社會的浮躁。馬勒音樂的“現代性”意義在于他將焦慮時代的敏感與反思轉化成藝術表達中的人生意義探尋,他個人體驗并藝術化呈現的時代的矛盾、生活窘境預言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面對的嚴峻現實并促使文化反思的繼續,而他滿懷激情的理想追求與生命禮贊又給我們當代人的生命審思與人生奮斗增添了一份激勵。馬勒的創作是一種蘊含“現代性”深意的強有力的“音樂言說”,它在充分表達作曲家的個人情感和人生意義思考的同時,也折射出我們當代人的心態與面對生存環境的思緒。盡管馬勒音樂中體現的人生意義探尋蘊含著某種悲壯的文化品嘗,但這種“未來生活的先現音”閃耀著強大的人性光芒。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偉大作曲家”馬勒的“聲音”已經形成特殊的力量而滲透于當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人文關懷。作為一種特殊的人文精神“啟示錄”,馬勒的音樂必將長久地與人類進程相伴,因為它的藝術與精神價值保證了它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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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家變成了作曲家,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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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9.11.28 19: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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