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狂人》:音樂、人生與時代
重木 于 2019.07.17 20:38:38 | 源自:澎湃新聞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30

最近大火的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在馬東請來的31支樂隊中,有幾支樂隊因其特殊的歷史而受到超級樂迷張亞東和高曉松的津津樂道,如誕生于中國第一批搖滾熱中的面孔樂隊、大名鼎鼎的痛仰以及新褲子樂隊。當90后樂隊盤尼西林翻唱了樸樹于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首《New Boy》時,“樸樹專家”張亞東情不能自已而流下眼淚,他說:“聽到那個歌,就突然想起小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做音樂的那個狀態……而且想到當時的那種喜悅,或者開心的感覺,或者憧憬的感覺,那個時代就特別本能,一切事情都想的非常非常簡單,那個狀態確實不太容易再有了”;在樸樹那張叫《我要去2000年》的專輯里,表達了就如張亞東所說的“大家對2000年充滿了期待,覺得一切都會變得很好,好吧,就是我們老了……”這一對于時間流逝和舊日時光的感慨在高曉松那里同樣反復出現,他不停地告訴現場的年輕觀眾,1990年代的中國搖滾曾經風華絕代,人才輩出,值得驕傲。這一點在被譽為香港“音樂字典”和“音樂博士”的陳少寶自傳《音樂狂人》中也得到證明。

上世紀90年代,隨著臺灣滾石旗下的魔巖向港臺樂迷們推出后來被稱作“魔巖三杰”的內地搖滾樂手之后,“搞得熱烘烘”的內地搖滾樂開始成為港臺唱片公司的一塊香饃饃,陳少寶也因此前往北京發掘歌手,從而得以見證和感受當時搖滾樂的環境和狀態。他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里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沖勁。”而也正是這“一團火”和“沖勁”使得內地搖滾樂在1990年代出現了被高曉松稱作“黃金時代”的鼎盛狀態,當時優秀的樂隊和樂手頻出,作品雖然并非完美無瑕但卻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激情,對于人生、生活問題以及時代理想都有著自己的憧憬和渴望(陳少寶在評價當時北京這邊人的音樂時說:“他們的構思和理念跟香港真的很不一樣,很有深度。”)。而就如面孔樂隊中被稱作三哥的貝斯手歐洋所說的,當時大家都還是孩子,年紀輕輕住在北京周邊的村子里,靠著一股對于搖滾樂的喜愛而不懈地奮斗著。

音樂本身除了作為一項單純的藝術形式之外,它還因為與創作者之間形成的復雜關系而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傳聲筒”。創作者們通過音樂來表達自己的內在情感或對于外在社會、人生、生活以及時代的看法和感受,從西方傳統古典樂,到產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搖滾樂和其后大行其道的流行樂,都具有這一十分基本的個性與功能。而就如做了許多年香港流行樂的陳少寶所指出的,和搖滾樂相比,大眾流行樂還是會稍顯“膚淺和太商業化”,雖然在香港天王許冠杰的早期歌詞“一直都是以針砭時弊著稱……但后來這類文字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得不太受歡迎”,因此在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操作下而必然走向更符合大眾品味與審美的音樂形式。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流行樂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構性缺憾,即使有如張國榮曾以《左右手》來暗示自己的情感問題,但依舊還會受到音樂公司的干涉,擔心因此而影響銷售。隨著香港流行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其成熟的商業模式一方面促進了唱片的銷售,但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影響和控制了音樂的內容和創新。

而同一時期的內地搖滾樂卻與之截然不同,伴隨著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而進入的西方搖滾樂,成為年輕人表達自身一直以來被壓抑的情感與渴望的最直白和有力工具,這些音樂人完全憑借著一股熱情在模仿與摸索中,創造出屬于他們那一代人的音樂。所以張亞東才會說那時“一切事情都想的非常非常簡單”。

因此當我們比較香港與內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同一時期的音樂和樂手時,仿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香港在1970年代經濟漸起,并于1980年代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伴隨著西方流行文化與觀念的傳播,以及香港本土經濟發展下所推動的娛樂與消費大潮,流行樂的興盛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當時的粵語歌風靡,也由此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在香港旅居多年的作家周婉京在其描寫生活在北京的女性生活與情欲的小說《隱君者女》中,她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北京或是北方人十分喜歡唱粵語歌,比南方人——甚至是廣州——更加迷戀。周婉京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北方人其實并不是真的在唱粵語歌,他們只不過是借助粵語歌來唱那個時代。

在陳少寶的《音樂狂人》中,他記錄著自己從1980年代由電臺轉向唱片公司的幾十年個人歷史,而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使其一方面能夠遇見和認識許多當時的著名歌手,如許冠杰、譚詠麟和張國榮等等,另一方面他也是香港粵語歌繁盛中的一只推手,打造出諸如王菲、Beyond和周慧敏這些巨星。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樂而言,萬事俱備,從社會狀態、經濟發展和民眾的觀念與消費水準等等,都最終促成了唱片業的大火。

就如陳少寶在自傳中已經流露出的意識,那就是唱片業最好的時代,也是他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時代,其后隨著1990年代末的金融海嘯導致香港經濟受創,唱片業進入寒冬;而陳少寶自己也因為之后陷入官司而去職,并由此見證了世態炎涼。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陳少寶一人的前半生經歷就是香港流行樂的經歷,從1980年代中期他初入唱片界(開始興起的粵語流行曲Cantopop、巨星升起),到他成為唱片公司的老板(1990年代的群雄逐鹿),以及最終離開唱片界(香港流行樂在世紀末的金融海嘯中遭重創)。

而內地的搖滾樂卻與之走了不一樣的道路,但最終卻同樣走向消沉。因此當樸樹在世紀末唱著一首憧憬2000年的《New Boy》時,他們不知道那就是搖滾樂最好時光的最后余暉。伴隨著1980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消費主義伴隨著西方各種新思潮一起成為其后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于香港流行樂在經濟危機中受創而言,內地的搖滾樂所遭受的創傷或許更大,并且導致他們在其后始終處于邊緣,而被隨之興起的大眾流行樂所取代,而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樂隊的夏天》中會出現如此多感慨和追憶的原因。

很多時候,一個歌手或一首歌就會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如西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披頭士樂隊、滾石樂隊和鮑勃·迪倫,如1980年代的鄧麗君和粵語歌,以及1980年代的唐朝樂隊、黑豹樂隊以及樸樹等等……所謂“同聲相應”,一首歌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到聽眾,而成為他們某一段生活和人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那時的情感和記憶卻往往會隨著時光的流逝還清晰地留在那里,因此每當重新聽到那些歌時,才會出現如此多的唏噓感慨,甚至潸然淚下。而往往我們也是在之后才發現那就是最好的時代,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社會而言似乎都是如此。

在《音樂狂人》最后,陳少寶于宗教中找到心靈的歸宿,“獲得新生”,但對那些喜愛音樂的創作者或聽眾而言,讓他們獲得新生的或許永遠都會是那些關于音樂的綿延不斷的記憶和那些自己曾經所擁有過的夢想、奮斗、抗爭與渴望。就如Beyond在《海闊天空》中所唱的,“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音樂就是自由,通過那些心心相惜的聲音傳達著自己的立場與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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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喜聞樂見的搖滾其實是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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