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豐年:一個時代的愛樂印記
孫國忠 于 2018.09.11 11:30:03 | 源自:上海書評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10

上海音樂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辛豐年音樂文集》在今年的上海書展上一亮相,立刻引起高度關注,樂迷叫好,專家點贊,媒體稱道。我也很喜歡辛豐年先生的愛樂文字,盡管他生前出版的書我基本上都讀過,但如今得到這套重新策劃、編輯的六卷本文集,重讀和再品先生文章的愿望依然強烈。在我的印象中,一個音樂愛好者的談音論樂能同時吸引樂迷大眾和音樂界人士,好像只辛豐年一人有這本事。三十多年來辛豐年的文字之所以一直受到人們的青睞,是因為他的愛樂經歷、體悟及寫作呈現了一個時代的愛樂印記,從中可見中國樂迷愛樂體驗的獨特性及其人文意義。

辛豐年談音論樂的文章最早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讀書》雜志上。一談到“八十年代”與《讀書》,我感覺到一種激情的涌動。那是一個值得回憶的年代,那是一本啟人心智的刊物。那時的《讀書》與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密切相關,既發表與時代脈動合拍的理論文章,也刊登適合普通讀書人口味的人文隨筆與藝術評論。有學術底蘊的文化審思和有格調、有趣味的藝術品讀,成為《讀書》獨具魅力的特色。想當年,文化界和讀書界的朋友們聚會,談讀書,聊《讀書》,總是一個讓大家都起興致的話題。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與文化氛圍中,辛豐年的文字登上了《讀書》的版面,其專欄的名稱頗為低調:“門外讀樂。”作者謙遜,讀者卻相當熱情。辛豐年的愛樂文章在《讀書》上一露面,隨即引來各界好評,贊美聲不斷。辛豐年的文章以愛樂專欄的形式出現于一本人文類讀書雜志,是一個有歷史意義并值得回味的現象:借助《讀書》這樣一個極有影響力的平臺,作者很好地展示了古典音樂鑒賞的知識、趣味和文化意涵,并以“讀樂”的姿態表達了愛樂的訴求;《讀書》則通過非學院派的愛樂言說引入音樂藝術賞析的同時,自然地擴展了刊物的論域,開闊了其已有的人文視界。更為重要的是,辛豐年其人其文在八十年代的出現,頗有意味地預示了此后中國大陸愛樂潮流的升漲。換言之,辛豐年獨樹一幟的談音論樂不僅讓眾多音樂愛好者嘗到品讀音樂藝術的滋味和趣味,也讓音樂界的“學院派”感覺到“愛樂”作為一種現象存在的合理性,與愛樂人群體之藝術能量的重要性。

坦率而言,用文字論說音樂并非易事,因為音樂特有的藝術符號與作為聽覺藝術的表現方式決定了它的抽象性質和與文字描述的“疏離感”。由于音樂的本體構建及其藝術展示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使得音樂圈外的人很難進入其中,外行人對音樂的“說三道四”常常會露出馬腳或相當膚淺。然而,音樂又是一門非常值得論說的藝術,其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在當今藝術世界及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鐘情音樂的人們樂此不彼地對之進行探究與評論。專業圈內的談音論樂稱為“音樂學”(musicology),那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以學術論文為載體的“音樂學問”,這種關于音樂的著述(writing about music)是學界內部的交流,其專業性的文字呈現力求音樂藝術的深度解讀與融入感性認知的理性闡釋。

顯而易見,所謂的“音樂學寫作”是將愛樂人群體排除在它的讀者對象之外的。愛樂文章則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它并不追求高大上的 “音樂學問”,而以更接地氣的散談、雜論、隨筆或札記言說對音樂的感懷、思緒和體悟。這樣的“音樂漫游”無疑給予愛樂文章的作者更大的空間和自由。資深樂迷辛豐年以其多年聽樂、品樂的經驗和對音樂著述的特別關注,睿智地在“學院派”的音樂學術之外開墾出一片園地,用“非音樂學寫作”的方法來展示自己的愛樂情懷,奉獻了對音樂這門藝術的知性懇談,由此引來眾多擁躉。耐人尋味的是,長時間以來,讓廣大樂迷感興趣的并不是“學院派”深湛的音樂史論和詳盡的音樂分析,而是無拘無束、富于情趣的愛樂漫話與鑒賞筆談。正是這種讓樂迷有親切感的音樂論說,使這一不斷成長的群體有了心系音樂的歸屬感,“愛樂”成為展現其藝術凝聚力和精神蘄向的最恰切指稱。

我一直對“愛樂”這一詞語本身及其引發的文化現象很感興趣。“愛樂”這種與音樂發生關聯的藝術接受行為,很自然地模糊了“學院派”與“學院外”的邊界。我認為:“愛樂”就是熱愛音樂,“愛樂”不分專業和業余,熱愛音樂的人也無所謂“圈內”和“圈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熱情的愛樂人群體支撐著古典音樂在現實音樂生活中的“主角”地位。“愛樂”是一個有意味的指稱,其豐富的內涵應當細細品味。我特別欣賞與“愛樂”密切相關的一個語詞,叫做“讀樂”,就是辛豐年先生在他《讀書》上所寫專欄的“標識詞”。先生所提到的“讀樂”并不是專業音樂領域通常所指的讀樂譜,而是一種注重主體參與、多維度觀照的音樂鑒賞行為:聽音樂、看樂譜、查資料、讀文字與評作品。這些方方面面看上去與專業音樂研究的過程非常相似,但其過程導向的目的完全不同——它并沒有強調學理性文本解讀和音樂釋義的訴求,期待的只是為音樂的鑒賞提供一種融“智識”與審美情趣為一體的知性體驗。

重讀《辛豐年音樂文集》中諸多我熟悉的文章,感慨頗多。恕我直言,辛豐年對音樂摯愛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一些搞專業的所謂“音樂工作者”。他對音樂的情有獨鐘不僅是一種藝術愛好,更是一種精神寄托。他文字中顯現的心路歷程、愛樂情懷和“讀樂”實踐,讓人感嘆音樂所具有的觸動心靈與滲透血脈的藝術力量。辛豐年的愛樂文章多年來廣受贊譽,與他個性化的“讀樂”和文字風格有很大關系。常言道:文如其人。從八十年代開始為《讀書》寫專欄到后來定期為《音樂愛好者》寫稿和出書,辛豐年的身份只是一位低調生活在三線城市南通的退休老人。他幾乎沒有機會再赴音樂廳現場觀(聽)賞音樂演出,除了先前的音樂記憶,那些年他的音樂聆聽主要來自電臺節目和唱片欣賞。除此之外,就是博覽群書,用品讀“音樂文字”的方式來感悟、體會音樂的史蘊詩意,豐富自己的鑒賞經驗。然而,遠離“音樂現場”的實況鑒賞體驗并不妨礙辛豐年對“讀樂”的熱情,他淡定自如地進行著自己的“讀樂”,其不溫不火的文字儒雅之中透露出歷經滄桑的老練,滲透其內的是澄明、溫潤的愛樂品格。

愛樂需要態度。辛豐年的愛樂姿態除了真誠與執著,就是始終以音樂圈外樂迷的心境與視角品味著音樂的美以及音樂中的智識底蘊和人文寓意。辛豐年的愛樂文章題目多樣,內容豐富,思路開闊,論說有趣。這種擺脫了學院派論文腔調和傳統寫作套路的音樂言說讓人感到輕松中的溫厚,舒朗中的精妙,低調中的品位。無論是談論樂人樂事,賞析名曲佳作,還是漫議聽樂門道,品讀樂論辭書,辛豐年的寫作總能找到有意思的“話題”,并常有“亮點”顯現,令人回味再三。

貝多芬是辛豐年最鐘愛的作曲家之一,他對這位展現“音樂之力”的大師的評價也相當給力:

  • 我總覺得他是個最雄辯的大師。他的思維、語言邏輯,令人信服,有時簡直不可抗拒……聽他的前人之作(例如莫扎特),是另一種邏輯,一種美的邏輯;而他,是力的邏輯……貝多芬的樂流,雖不總是激流瀑布,也必是汨汨的溪泉,是活水。驅動這流動不息滔滔雄辯的音樂之流的,是一股強勁的力。(《如是我聞貝多芬》)

貝多芬的音樂偉力本是音樂受眾都能感受到的,但作者在此將貝多芬的這種音樂特質聯系到展現“雄辯”姿態的創作思維及其藝術邏輯,這就使欣賞者個體品讀大師的言說有了一種智性的光彩,其洞見的意味不言而喻。

辛豐年品鑒的古典音樂作品既有公認的經典名作,也有頗為“冷門”的樂曲。他在《返聽德彪西》一文中論述的令他“刻骨銘心”的《長笛、中提琴、豎琴三重奏鳴曲》,或許很多“專業人士”都未聽過。辛豐年對德彪西這部室內樂作品的“聽后感”展露出他獨特的體察和思量,滲透其中的是濃濃的愛樂之情:

  • 整個聽來,三件樂器的織體巧妙而自然,渾然一體,斑斕如古錦。反復傾聽,你會有多方面的感受。它雖然宣泄了作曲者的滿腹愁腸,卻又絕不像浪漫派末流的濫無節制。既不失他固有的清新,又比他中年之作多了幾分典雅純靜。令人于深切的感動中不禁要從心底默然贊嘆:“大師乎,大師乎!”

辛豐年是一位很有修養的愛樂人,這種修養也包括他對中國音樂、詩詞、書畫等領域的涉足與研讀。因此,他在論說西方古典音樂時,時常會關聯到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用比較、比喻、聯想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作品和音樂形態、風貌的理解。我對音樂學術領域研究性寫作中用中國古詩詞或其他中國藝術樣式來論說西方音樂作品或音樂現象的做法表達過質疑,我認為:嚴肅的學理性探討和以研究為目的的寫作需要有依據的論證,必須呈現有學術說服力的解讀和詮釋。但是,我并不反對(也無權反對)在非學術性的寫作中,愛樂人以中國的文化藝術形式來“領悟”“感懷”或“暢想”西方音樂的蘊意。這種“中西關聯”的音樂鑒賞思路至少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愛樂人對西方古典音樂的感知或體會有著多樣化的可能性。以下這段辛豐年的文字表述,就讓我們感受到這類個性化“音樂感悟”的抒情性景致和暢想中的詩意:

  • 《羅馬的松樹》中第三章,可謂一幅“月夜松風圖”。我想,作者是寫他心中的古時月,與眼中的今時月。他是否也大有“今月曾經照古人”之慨?在我這個中國人聽來,聽時仿佛進入了“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的詩境。又好像感覺到了蘇軾《承天寺夜游》中那清冷的夜氣。(《無形畫 有聲詩》)

毋庸諱言,不喜歡辛豐年愛樂文章的人也是有的,其中就包括我的一位在音樂媒體工作的年輕朋友。我問他不喜歡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簡要直白:“千篇一律。”我猜想他所批評的“千篇一律”不僅指辛豐年的寫作中已成文體風格的“路數”,也指其音樂散談、雜論的內容深度。我能理解這位朋友對辛豐年愛樂文章的不滿。隨著時代的進展和音樂生活的日益豐富以及愛樂人水準的不斷提高,熱愛音樂的人們不僅對非學術性音樂論說的形式和樣態會有更多的期待,而且對愛樂文章的內容、格局、視野的要求會越來越高。那么辛豐年的愛樂文章過時了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認為辛豐年的文章及其個性化的愛樂感悟和音樂言說不但不會過時,反而會在今后的歲月中進一步展示其獨有的魅力和作用。作為當今中國音樂生活發展進程中一份非常珍貴的“歷史文檔”,辛豐年的談音論樂在記錄作者個人愛樂經歷、認知和思緒的同時,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愛樂印記,從中可見漢語語境中西樂鑒賞與接受的特色及人文意涵。對我個人而言,辛豐年獨具品格的愛樂文字將會時常提醒我,如何在“音樂學問”之外去感受聽樂、品樂、論樂的樂趣和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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