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彪西逝世百年,在戰火中遭受病痛,也要保持尊嚴
東蔚 于 2018.04.09 14:25:47 | 源自:微信公眾號-靠譜文藝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20

一百年前,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在巴黎病逝。一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追念起德彪西時,稱其為印象派音樂大師,但是他本人并未真正認同過這個標簽。

雖然不是出生于音樂世家,但德彪西的音樂天賦在他童年時就已經顯現了出來。最初,他向肖邦的女學生學習音樂,11歲時便入學巴黎音樂學院。年紀輕輕斬獲了數項音樂大獎,德彪西的音樂之名與日俱增。

一戰前,他已經被公認為是法國在世最偉大的作曲家,早些年間不遺余力抨擊、詆毀他的音樂的人,如今忙著贊美他,鞏固他在歐洲音樂界的地位。

創作、旅行、演出、采訪,他一邊告訴大眾他喜愛安靜和獨處,一邊接受人們的贊譽。十數年來奧匈帝國與俄法同盟間的緊張關系似乎并沒有影響到他的生活。

這一年,他專注于兩部芭蕾音樂的創作——《游戲》(Jeux,與尼金斯基合作)與《玩具盒》(La boîte a joujoux)。他欠了很多錢,但還是維持著體面而閑適的生活。

在女兒巧巧的陪伴下,德彪西心滿意足,他喜歡聽巧巧說話,聽她彈琴、唱歌、為一首練習曲發脾氣,喜歡看她隨著自己創作的音樂跳舞。

德彪西未曾料想,戰爭會以這么快的速度瓦解他所擁有的一切幸福。這個善變、自私的作曲家在德意志帝國的鐵蹄前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捍衛著法蘭西的尊嚴。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四年中的德彪西,讓人覺得陌生,像是氤氳著的水汽消散,一切神秘的東西都被現實打回原形。

一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聆聽著他在生命最后創作的音樂時,仿佛還能聽見一聲來自漫漫長夜的呢喃,不知是祈禱,還是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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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中的音樂家們

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將歐洲各國家間敵對的火星吹燃成一場大火,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給了德國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德意志帝國接連向法國與比利時宣戰,并在侵入比利時后一步一步向法國逼近著。

這時的德彪西已經年過半百,直腸癌在日漸摧殘著他的身體。他感到絕望——縱使自己這雙手可以寫出人世間聞所未聞的樂曲,它們也不曾握過一把步槍。

德彪西音樂上的敵人拉威爾,此刻正坐著汽車開赴前線,他想成為一位戰斗機駕駛員,卻因為身體原因成了個運輸兵。德彪西在給出版商杜蘭的信件里表達了自己對薩蒂的嫉妒:“我只是一顆可憐的小原子,被這恐怖的動亂所淹沒。我手邊正在做的事情顯得如此可悲地渺小。我甚至嫉妒薩蒂成為一名下士,可以真正護衛巴黎。”

德彪西甚至表達了自己愿意獻上頭顱來換取勝利的愿望。這場戰爭勾起了德彪西遙遠的童年里恐怖的一段記憶: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德彪西舉家遷往戛納,躲避戰火,德彪西的父親在巴黎公社運動期間被捕入獄。

一戰只能比那場記憶更加殘忍,更加窮兇極惡。想捍衛國家榮譽的年輕人們被炮彈呼嘯的聲音嚇得屁滾尿流,和他們幻想中刀光劍影的戰場沒有絲毫相同之處,38萬法國人在凡爾登的壕溝間變成肉泥。

德彪西,這個曾經的瓦格納崇拜者,將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揮灑在紙上:“經過戰火的考驗,音樂界將會變得更純潔、更出色、更堅強。我們音樂武器的成就應當在我國藝術史的下一章里立即有所反應。我們終于會明白,勝利會給法蘭西的音樂意識帶來必要的解放。”

只是那些在前線的音樂家們不能見證這一天的到來。英國的George Butterworth、德國的Rudi Stephan、法國的Fernand Halphen……這些本可能成為好友的音樂家們,在國家機器的驅使下,拔槍相向,身死異國。他們還沒來得及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天分與努力。

戰場上的悲哀圣誕

動蕩的戰亂年代中,已經少有作曲家仍在堅持著創作。

戰爭對生命與人性的踐踏讓歐洲數百年以來所謂文明的外衣披上了一件黑紗。直到一戰結束后很多年,這些作曲家們還是無法從陣痛中緩過勁兒來。當時的人們親眼目睹了太多太多殘忍而恐怖的事情,那個優雅、精致的“昨日的世界”真的已成為昨日。

戰爭開始的前幾個月,德彪西甚至連鋼琴都不愿意觸碰一下。他懊惱,沮喪,無能為力,絲毫沒有創作的欲望,每天的工作僅僅是修訂肖邦的鋼琴譜。

當英國《每日電訊報》邀請他參與創作《艾伯特國王曲集》(King Albert's Album)時,他為這位比利時國王寫了一首《英雄搖籃曲》(Berceuse heroïque),而不是人們想聽的那種節奏鮮明、滿含侵略性的進行曲。

德彪西提到,他有將近一年的時間不能創作,簡直要重新學習如何作曲了。巴黎周邊地區持續著的戰火和住所附近的軍營在長時間地影響著他,他和家人決定去進行短暫的休假。

環境的轉變與新鮮的空氣讓德彪西得以稍作喘息,他開始像瘋了一樣工作,“像一個知道自己明天早晨就要辭世的人”。

德彪西完成了一套12首的鋼琴練習曲,和一首意味深長的以《黑與白》(En blanc et noir)為名的雙鋼琴作品,以及幾首重要的奏鳴曲。以前那個享樂主義的德彪西不見了,他突然變得無比嚴肅。

在將樂譜寄給出版商杜蘭時,他要求印制樂譜時在封面印上“Claude Debussy, Musicien Français”,他從未像此時這樣莊嚴,即使法國不復存在,他還是會向遇到的每個人說,克勞德·德彪西是一位法國音樂家。

回到巴黎前,德彪西又開始焦慮了起來,現實迫不及待地壓在他的身上。比利時戰敗,法國北部遭侵占,德彪西寫了一首藝術歌曲,不復幾年前《馬拉美詩三首》中的那種恬靜,反而充滿著躁郁。

他自己寫了《圣誕節無家可歸的孩子們》(Noël des enfants qui n'ont plus de maison)的歌詞,德彪西害怕女兒巧巧也會是這個下場。

“我們的家沒了,
敵人把一切都搶走,
連一張小床都不放過!
他們燒掉了學校,還有校長;
他們燒掉了教堂,還有耶穌,
還有那些沒來得及逃跑的可憐人。”

戰爭依然呈現著頹勢,而德彪西的身體狀況也每日愈下。他努力想完成一首取材于圣女貞德的愛國合唱作品,可未待這首《法國頌》(Ode a la France)完成,德彪西已經撒手人寰。

寒春

德國與法國之外,一場戰爭也在德彪西自己的身體上進行著,并且德彪西毫無招架之力。

早在1909年,德彪西曾計劃從短暫的隱居生活中抽身而出,再次前往倫敦指揮演出他的交響樂《夜曲》。他懷念倫敦,他認為那里的人們具有某種卓越的鑒賞力,而沒有自己同胞的聒噪。

然而出發前,那時不時出現的疼痛終于讓他無法忍受,他再也隱瞞不了自己身體出問題的事實。

德彪西身體的疼痛并非是由神經衰弱造成的,而是腸胃癌。這并沒有阻擋他出行的腳步——藝術家怎么能被疾病所困擾?他使用嗎啡來抵抗疼痛,繼續自己的倫敦之旅,接著是布達佩斯,接著是維也納。

當他再次回到巴黎,這位偉大的作曲家獲得了無數的稱贊與渾身的疲憊,以及一堆瑣碎而又不得不去打理的小事。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一戰的第二年那個極度寒冷的冬天,醫生告訴德彪西他必須接受一次手術。癌癥不僅奪去了他健康的身體,似乎也搶走了德彪西的創作欲望。在給友人的信里,他寫道:

“如今,我不知道作曲的沖動何時才能回來,有時我覺得自己好像從來不曾了解過關于音樂的任何東西。”

手術摘除了德彪西的一部分結腸,但并不十分成功,德彪西還需要接受當時并不成熟卻十分火熱的放射性療法。

到了1918年,當巴黎處在德國人的包圍之中,炮彈落在德彪西家附近的街道上,他虛弱到無法轉移到地下室去躲避戰火。

終于,1918年3月25日夜晚,在德軍空襲的炮火聲中,德彪西絕望地閉上了雙眼。三天后,陰霾的天空下,在法國教育部長的帶領下,寥寥幾十個人為德彪西,這位法國最偉大的音樂家、現代音樂之父舉行了葬禮。

戰事吃緊,人如同螻蟻。直到5月份,法國新聞界才出現兩篇短小的評論文章;此前,關于他的紀念文章多來自國外,甚至德國。

毫無疑問,德彪西為法國的命運擔憂,為自己的親人、朋友,尤其為自己的女兒擔憂。

他不會想到,僅僅一個月后,法國就擊退了德國人,而德國于1918年11月投降。他也不會想到,勛伯格引領的現代音樂以迅雷之勢侵占了音樂界,而他被短暫地遺忘,直到幾十年后,戰爭再次成為“遙遠”的記憶。

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德彪西親手寫下的一句話:“我們應當懂得大炮所具有的野蠻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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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我們應當竭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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