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寧兒:噓,聽歌請閉眼
錢戀水 于 2017.12.25 20:04:29 | 源自:澎湃新聞 | 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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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盧冠廷《2050演唱會》上,與他合唱《一生所愛》的是一個叫Yoyo的短發姑娘。大眼厚唇,隨隨便便穿一件棕色T恤。她的緊張和聲音里的真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舞臺會轉,其中一場她“轉”下臺,發現樂隊在另一側。

后來發現Yoyo就是岑寧兒。她用了十多年時間在音樂的臺前幕后工作,從臺側的二聲、三聲變成唱主旋律的那一個,但站在聚光燈下唱主旋律絕不是她的人生目標。

李宗盛收她作徒弟,張培仁和賈敏恕賞識她,陳奕迅讓她在自己的演唱會上獨唱一曲。岑寧兒得到偏愛,是因為十年過去,她一開口,仍然有天然和驚奇。

當年她穿T恤板鞋就敢站在舞臺中央,因為“這件衣服是新的啊”。現在她上臺仍然樸素得像學生,不是女文青的標榜,而是她真的恨不得隱在黑暗里唱歌,只聞歌聲。

2017年12月12日,岑寧兒的現場專輯《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在網易云音樂獨家發布。這是StreetVoice街聲與Blue Note Beijing聯合推出“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現場錄音專輯系列計劃后,發布的首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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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寧兒出生于香港,12歲開始念英文學校,17歲去加拿大讀大學。畢業后去了北京,2005-2009的北京生活讓她學會把“左轉”說成“左拐”。在當年這座一天做不了三件事的龐大城市,擔任音樂劇助理的岑寧兒遇到李宗盛,開始思考“要做音樂的表演者,還是音樂的創作者”這個問題。

2007年一整年她還做過一份工,在《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劇組擔任場記/翻譯/導演助理。從只跟南京部分,到遷延至一整年。黑暗沒有侵襲她,充足的理性和內心的明亮讓她仍有能量和飾演張純如的鄭啟蕙(Olivia Cheng)合寫主題曲并錄唱。

2008年,岑寧兒發現自己做什么都回到音樂,因此漸漸放下其它愛好如黑白膠卷攝影,接受“職業音樂人”的身份。她大學進修過爵士樂,但唱過爵士酒吧覺得“不滿足大家都在喝酒聊天的狀態”,也認清自己并不適合當個爵士歌手,“骨子里不夠自由不夠即興”。

可能的路一一試過之后,岑寧兒決定把精力放在兩件音樂工作上——為別人做和音,為自己寫歌/唱歌。

作為和聲,她出現在林憶蓮、陳奕迅、蔡健雅、方大同、楊千嬅、盧凱彤、容祖兒……的舞臺上。2013年岑寧兒在《明報》開過一個專欄(可惜沒堅持下去)。她這樣描述和音:“我一直不肯做任何會令我不能當和音的事。這不是很多人明白的執著,里面有不是很多人能想象的收獲。”

把自己完全交給一個旋律、一個主音,“像變色龍一樣無限接近主音,沒有壓力和沒有自由度”并存。晚上,她在酒店的電視機前感嘆自己的好運氣。不僅是能夠去那么多城市、登上那么多舞臺、與那么多好樂手合作的幸運,還有作為和聲純粹浸在聲音里的幸運。何況做和音還能賺錢,能經歷不斷建立新風格的挑戰。武林小輩雜學百家的快樂路。

2015年岑寧兒的第一張個人專輯《Here》發布,華語金曲獎和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的新人單元皆對她青眼有加。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是我養音樂還是音樂養我?”思考下來,“還是我養音樂比較好,重要的是找到平衡。”

這一年她沒接任何和音的工作,專心做自己的專輯。《Here》是一張微小的專輯,interlude是來自東京、臺北和印度的聲音。它是岑寧兒聽到的聲音落在心里泛起的漣漪,是一個文藝女青年自己跟自己對話,并總能成功把自己從泥沼里拉出來的拉鋸戰。

她的《明報》專欄里有一篇叫《語泄》(Verbal Diarrhea),寫自己的“怕吵”:“不僅是頻率上的,也有情緒上的。”如果字面理解她的音樂,岑寧兒的音樂的確是“怕吵”的。

最近三年,她和三位朋友組成一個四人互勉小組,每人每月必須在“街聲”平臺上上傳一首demo,做不到的人有懲罰。他們不常見面,不算嚴格意義上氛圍熱烈的“音樂沙龍”,倒是更像共同促進會,與各自的“Freelancer懶散癥”斗爭。

北京之后長期生活在臺北,在臺灣人的音樂平臺上發布作品,干凈的人聲和簡單配器,岑寧兒很容易被歸入臺式小清新的行列。但仔細聽,《Here》的簡單里有空間感和時間感。

岑寧兒喜歡原聲樂器能提供的空間感。如果是不大的現場,一個鼓、一把吉他、一把貝司、一個鍵盤就夠了,“可以兩把吉他的話,不如把一把琴換成和音”。時間感是她個人的,有臺灣indie女聲的調調,有翻唱作品各自的風味。《不枉我們張山十年》唱的是她整個中學時代參加的合唱團,六個特別要好的小朋友組成“張山合唱團”(粵語“囂張”讀Hill Cheung,翻譯過來就是“張山”),有濃濃港味和人情味。

岑寧兒的中文只念到小學六年級,以后的進步全靠自己讀書和大學時代參加中文辯論社團,“《明報》專欄沒有一篇沒用到Google翻譯,也多虧編輯幫忙修改。”

如果請別人捉刀,也許岑寧兒的歌能更好。她的詞像剔了骨的魚,邏輯清晰分明。缺點,好友陳詠謙看得很清楚:“你的詞太理性。”她當時還未完全理解,想著“寫詞不就是寫內在的過程嗎”。

后來在Youtube看到伯克利音樂學院的在線寫詞教程,岑寧兒第一次發現寫詞如何讓人共鳴可以被量化,原來中文傳統的“賦比興”是普世的道理。

“成長中很注重腦子的部分,但音樂里大都要用到的是心。音樂是我最‘用心’的一件事,是用來平衡我的整個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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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寧兒想有一個嚴格的、可以倚賴的導師,希望類似的四人音樂小組能多點音樂的討論,而不僅僅是互相督促對方交功課而已。

她的境遇其實蠻有普遍性。耗時的、密切的、需要碰撞的人際關系在這個時代變得奢侈,我們只好變成孤單的戰士。

岑寧兒又是后天混血的人,北京、香港、臺北,乃至去加拿大,提起行李箱就可以走,去哪里都沒問題。只有一次,她和巡演隊伍七天跑過七座城市。持加拿大護照入境時,海關很簡單的問題:“你從哪里來?”她累糊涂了,茫然不知所答。海關:“你到底從哪里來?”她的腦袋里開始跑馬,城市一座座翻頁。海關不耐煩了:“哪里是你的家?”她快崩潰了:“天哪,這是那么大的一個問題,我怎么回答得了!”

因為在哪都沒有扎根,所以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不用用力拔根,但情感依然投射到每一個住處,“每次搬家都會很有感觸”。

海關事件之后,她發揮一貫的理性思考告訴自己,雖然羨慕從小在一個地方長大的人,“但即使一座城市也在不斷變化,我不走,它也在變。家里人常常念的某個攤位,不也早就沒了嘛。”

她生在香港,但并不十分“香港”。朋友說她是唯一一個沒看過周星馳電影的香港人,一天晚上強迫她連看五部。感覺怎么樣?“就是很無厘頭很好笑。”

接受不同的文化,但缺乏最“家”的那一份。這同時意味著開放和核心的一點空。她寫了一首歌叫《沒故事的人》,光名字就非常符合某種時代特質,她音樂里的距離、時間、自我意識的確認和專注力的缺失亦是時代通癥。

“有人覺得我的歌是無病呻吟”,但她的“無病呻吟”至少是誠懇的。《空隙》里的詞念著念著就變成唱的:“我這么幸福/沒任何權利不滿足/我說不出/怎么敢埋怨那不存在的苦”。生活的順遂,不代表“苦”就是假的不是嗎?

有朋友說她的音樂“太順暢了,就像你的人生一樣”。岑寧兒接受,但也只能聳聳肩。和你我大多數人一樣,她不是瘋狂找南晼B尋世界盡頭的藝術家性格。在日復一日的練習中逐漸進步,發現不同的唱法,也許今日比昨日更懂力用在哪里,也許明天想插電了擴充音樂的維度。

在“街聲”上傳作品之初,岑寧兒質疑過總是寫微小事物和個人思考的意義。后來她釋然了,“不想因為對自己的批判,讓那些也許對別人有意義的東西無法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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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寧兒翻唱過臺灣女歌手巴奈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這首歌她聽一遍哭一遍,實際上只要聽巴奈唱歌她就很容易掉眼淚。“這歌直接就打到心里去了,它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你勇敢地面對自己了嗎/你也想要一個答案嗎/會不會沒有人能回答”。

她用最簡單的配器和本真的聲音唱這首歌,和另一首著名的翻唱作品《光之翼》截然相反。“《光之翼》是音樂的技術問題,我希望盡量和原唱不一樣。這首歌不需要,它本身就很夠了。”

李宗盛也問過她一個音樂上的終極問題:“你和音樂的關系是什么?”這個問題她至今仍然常想,現在的答案是:“創作是照鏡子,是對自我的深挖。有人用創作和時代與社會連接,我只想回到自己,不要太有負擔。”

香港有一個由視障人士策劃的《暗中作樂》音樂會,現場無任何光源,一片漆黑。岑寧兒連續參加了三屆“簡直上癮”。不唱歌的時候她甚至可以躺在臺上,可以拉筋。不用關注自己的樣子,并且全場公平,她也無法關注別人的樣子,只有聲音。

后來她養成在錄音室也把燈關掉的習慣,在黑暗中更能關照自我。有機會的話可以在聽她演唱會的時候閉眼,試試看回到聲音的純粹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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