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愛樂就像一只大鳥, 它需要在身上多披一些五彩斑斕的羽毛” 專訪柏林愛樂樂團首席指揮兼藝術總監西蒙·拉特
王寅 于 2017.12.01 11:31:04 | 源自:南方周末 | 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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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7日晚,東方藝術中心音樂廳,柏林愛樂樂團上海音樂會,西蒙·拉特在如潮的掌聲中返場時,舞臺上方出現了“我們愛拉特”、“我們愛柏林愛樂”的大幅標語,這是東藝給西蒙·拉特爵士和柏林愛樂樂團的驚喜,此時,音樂廳里觀眾的情緒幾乎達到沸點。

這是柏林愛樂第四次訪問中國,作為樂團此次亞洲巡演在中國的最后一站,上海兩場音樂會門票在開票26個小時后即告售罄,創下東藝售票新紀錄。令樂迷們瘋狂的原因除了柏林愛樂的演出是古典樂壇一大文化盛事之外,這也是西蒙·拉特2018年卸任柏林愛樂藝術總監前的最后一次中國之旅。

2005年,西蒙·拉特曾率領柏林愛樂在東藝演出,轟動一時。12年后,他帶來了全新的演出曲目: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唐璜》、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劇音樂《彼得魯什卡》、拉赫瑪尼諾夫《第三交響曲》等。此外,樂團還與中國鋼琴家王羽佳合作演出了巴托克《第二鋼琴協奏曲》。西蒙·拉特相信這套曲目將最大程度地體現柏林愛樂的整體演奏風貌和水準。

柏林愛樂自1882年創立至今,始終立于世界古典樂壇金字塔尖。柏林愛樂的歷任指揮有馮·彪洛、阿瑟·尼基什、威爾海姆·富特文格勒、赫伯特·馮·卡拉揚、克勞迪奧·阿巴多,每一位都是偉大的指揮家。2002年,西蒙·拉特被選舉為第六任首席指揮及藝術總監。2002年9月7日,西蒙·拉特在柏林愛樂大廳指揮托馬斯·亞當斯的《避難所》,就此開啟了柏林愛樂全新的音樂時代。

西蒙·拉特是一位銳意改革的指揮家,他不僅拓寬樂團的演出曲目,創立了“深夜音樂會”,還建立了柏林愛樂樂團數字音樂廳,把樂團的演奏技術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西蒙·拉特曾多次到中國訪問演出。中國上海對他來說具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他的父親曾常來上海,就住在和平飯店,回國后,給他講了很多中國的故事。“我喜歡漫無目的地在上海的街頭巷尾散步,這座城市魅力無邊,賦予了我無盡的想象空間。我每次來上海,都像是沿著父親的足跡探索這座城市。”西蒙·拉特如是說。

這次重訪上海,熱心的上海朋友帶西蒙·拉特去了和平飯店,在那里用了午餐,甚至還帶他看了他父親當年住過的房間。西蒙·拉特聽到和平飯店老年爵士樂隊演奏時覺得,也許父親也聽了同一個樂隊表演。

西蒙·拉特與幾位中國音樂家有過密切合作,他高度贊揚了年輕的中國鋼琴家:“無論是王羽佳還是郎朗,都是在國際上享有知名度和聲譽的鋼琴家。他們的表現讓我在上海看到古典樂的未來。”

在上海演出前夕,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西蒙·拉特。

柏林愛樂從來不是古典風格

南方周末:你還記得首次指揮柏林愛樂演出的情景嗎?

西蒙·拉特:記得,那個時候我的黑頭發比現在多多了,真的多很多,我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感覺像是找到了一種特別的聲音。

南方周末:你在采訪中曾經說過:“要讓柏林愛樂表演漸快真是太難了!它是一輛很重的德國卡車……”

西蒙·拉特:很重的德國卡車,很難掌控,就像1950年代的寶沃汽車。柏林愛樂每位樂手都是重量級的,有各自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樂團的商標。有時候,我的任務就是協助這一龐然大物跳舞。我們樂團每個成員都很有魅力,但都沒有忘記他們對這個樂團的責任。他們覺得柏林愛樂是第一位的,以及如何演奏好音樂會是第一位的。

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三交響曲》是我在離開這支樂團以前,無論如何想要和他們一起演奏的一部作品,這是一部很重要,但是略被低估的作品。這是我最后一個演出季,有些曲目一定要演奏。我給自己做了一個功課,把每個作品分成了多個部分。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盡管是浪漫主義后期作品,演奏起來很難,但是我們能夠演奏好。

南方周末:你經常在音樂會上安排演出一些新當代作品,你挑選新曲目的依據是什么?

西蒙·拉特:我并沒有偏愛現代作曲家,我只是演奏他們的作品罷了。比如我們這次在上海演出的曲目就是這樣的,既有大型的、標準的、備受觀眾喜愛的作品,比如貝多芬的交響樂、理查·施特勞斯、海頓的交響樂,但是也有當代歐洲最杰出的年輕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托馬斯·艾迪斯的作品,還有法國音樂。我們演奏各種曲風的作品。接下來我們準備演練瓦格納的《萊茵的黃金》和《尼伯龍根的指環》。這些音樂也是我們演奏曲目的一部分。我認為柏林愛樂就像一只大鳥,它需要在身上多披一些五彩斑斕的羽毛。我們涵蓋的音樂類型越多,我們的樂手越優秀多才,越能提升貝多芬作品的演奏——這才是我們排練的核心。藝術形式不斷發展,我們要不斷跟進。

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曲子當成當代的作品來演奏,如果這樣的話,那也得把當代的樂曲當做是200年前的作品來演奏。不過,我的確實現風格的平衡,曲目里有施特勞斯和勃拉姆斯,中間加一點巴托克調味,真是太棒了!對于觀眾而言,如果把音樂會比作一餐美食,他們會希望吃到不同的口味,擁有不同的體驗,現在的觀眾都有很強的好奇心。

南方周末:你個人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誰?

西蒙·拉特:我一直都說,如果我只能指揮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那么我會選擇約瑟夫·海頓,不知道為什么,我有強烈的認同感。不過我實在太幸運了,不需要真的做這個選擇。我熱愛所有時代的音樂,有那么廣泛的曲目供我選擇。

南方周末:柏林愛樂四次來華,尤其是近十年的三次,成員結構發生了變化,樂團的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方向?

西蒙·拉特:柏林愛樂從來不是古典風格,它有著很強的浪漫主義風格。在古典風格方面,柏林愛樂會有許多對手,但是作為一支浪漫主義管弦樂團,它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之一。我認為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富特文格勒的時代,柏林愛樂幾乎是一家純德國交響樂團,但是在卡拉揚的時代,已經有許多不同國籍的人加入了,現在成員的國籍甚至更加豐富,他們都被同一種氣質吸引,音樂是不分國界的,來到柏林愛樂的人都是非同尋常的人,他們希望成為樂團的一分子。在澳大利亞,父母經常跟孩子說,槍打出頭鳥,不要太顯眼,不要長得太高,而在柏林愛樂恰恰相反,這里唯一統一的就是每一個人都與眾不同,樂團在尋找的是超乎尋常的、擁有同樣氣質的人才。所以,不管柏林愛樂的氣質是什么,它都能以某種神秘的方式被保留下來。樂團未來會探索更多新曲目,讓演出曲目變得更寬。每個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希望能夠不斷探索下去。

站在湍急的瀑布上隨激流而下

南方周末:你在12歲的時候第一次現場聽到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的經歷讓你立志成為一位指揮家。

西蒙·拉特:我12歲聽到這曲子時,我覺得我有東西想要和世人分享,這種感覺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那是深藏心底的情緒。用基督教的語言來說,這就像是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皈依一樣,我被這種音樂的體驗點燃了,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改變了。我想要沉浸在音樂當中,不是去控制它,而是體會這種電流穿過我的感覺,所以我非常感謝這首樂曲。毫不夸張地說,就是因為那一天,我成為了指揮。在我有生之年,我會一直銘記那一天。直到現在,《第二交響曲“復活”》依然對我很有意義,我現在也經常聽。指揮是一條不歸路,但我意識到不管有多苦,我都想成為一名指揮,那種感覺就像站在湍急的瀑布上隨激流而下。

南方周末:卡拉揚當年萌生去意的時候,曾相中你接班,但你拒絕了,對當時的情景還有印象嗎?

西蒙·拉特:我要說的是,柏林愛樂并沒有讓我來繼任卡拉揚的位置。他們對我說,你愿不愿意考慮成為候選人之一。他們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就邀請我擔任指揮,因為我那時還太年輕。我回復他們說,我現在還沒有準備好參與這樣的競爭。如果時間倒流,昨日重現,我還是會這樣說。你必須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圍,柏林愛樂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已經成為經典和永琚A你不能過早攀爬。現在的時機比較好。

擔任柏林愛樂的指揮是指揮們的夢想,世界上沒有其他交響樂團能夠與之匹敵。我指揮過很多很棒的交響樂團,沒有一個團擁有這樣的實力,這也是一個很年輕的團,世界各地來的音樂家們交匯融合,擔任他們的指揮是一項很大的挑戰。我熱愛我的工作。

南方周末:你即將擔任倫敦交響樂團指揮,你眼中倫敦交響樂團與柏林愛樂樂團的差異性在哪里?你會如何塑造倫敦交響樂團,會不會也被這支樂隊所塑造?

西蒙·拉特:倫敦交響樂團是一支愿意迎接任何挑戰、演奏任何類型音樂的樂團,這也是一支很年輕的管弦樂團,他們不為自己的可能性設定任何限制。對他們來說,天高任鳥飛,對我來說,這是激動人心的新篇章。未來幾年,我們會獻上許多杰出表演。

南方周末: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你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為開幕式獻演,非常精彩。

西蒙·拉特:我必須得說,聽到八萬人的笑聲,這種體驗是無價的。對于我們所有人來說,他(“憨豆先生”)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喜劇演員。如同以往一樣,他給我們上了一堂關于精準與節約的課。他的表演完全沒有任何鬧劇的成分,他規劃了表演的每一個部分,精細到了分鐘,表演里需要什么,怎樣才好笑,要怎么實現,這給我們所有人上了很棒的一課。我必須說,作為世界上最害羞的人之一,他卻成為了世界上最為人所知的面孔,我想人間煉獄也不過如此了,但他很好地帶領了我們。我們大家都很愉快,在奧運會的那個時刻,我的國家表現得非常棒。

不能一直坐在功勞簿上,期待樂迷過來找我們

南方周末:阿巴多不工作的時候,會去瑞士山里作長時間的漫步。你不工作的時候會做些什么呢?

西蒙·拉特: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因為我也不確定,只有這一年里我需要同時兼顧兩個樂團。但從明年起,我將與倫敦交響樂團合作,我會住在那里,但我的家還在柏林。倫敦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但在倫敦生活不易,養育小孩子會很艱難。柏林則是完全不同的一種生活。我的孩子出生在柏林,他們在那里上學,他們的足球俱樂部在那里,低音提琴課也在那里,一切都在那里,沒人想搬家。所以我基本會在倫敦工作,在柏林時,就與管弦樂團、歌劇院一起工作,這樣我也有多一些時間看著我的孩子長大。

南方周末:你與郎朗多次合作,這次你也原本要與郎朗合作的,想聽聽你對郎朗的評價,還有這次替換郎朗的鋼琴家王羽佳。

西蒙·拉特:他們非常不一樣。你不覺得很幸運嗎?中國出了兩位如此杰出的鋼琴家,而且還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我一直覺得郎朗更像是法國鋼琴家,而羽佳更像是俄羅斯鋼琴家,不過這也正好證明了這些標簽多么沒有意義,他們恰好是同一時代的兩位杰出鋼琴家,我相信還會有更多。他們截然不同,但都很優秀。我希望郎朗能盡快恢復,很多時候人們會忘記,音樂也是一種競技體育,音樂人也會遭受嚴重的身體損傷,郎朗不是第一個,但這段時間對他一定是很艱難的。他人非常好,他跑過來跟我說,你知道嗎?現在我可以彈奏所有的莫扎特鋼琴協奏曲了,不過只能用右手,好像沒人想為一半的我付錢。

南方周末:音樂在社會中有所謂的“終極目標”嗎?如果有,是什么?

西蒙·拉特:現在的古典樂發展得很好,而且有了很多新的傳播方式,有更多的人聽古典樂,我們只需要不斷推出古典樂就可以了。古典樂能夠贏得人們的心,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一切理由對古典樂的未來保持高度樂觀。做這樣的中國巡演的樂趣之一,就是與樂團一起發現新的中國城市,認識那里出色的觀眾,他們是多么年輕,聽得多么專心。我們來中國的幾年間,我已經看到了觀眾的差別,你可以看到這一發展,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激動人心的。

我們應該找到一切的辦法去吸引樂迷。通常認為只需要把古典樂放到人們面前,人們有很強的好奇心,但我認為我們要走向他們,不能一直坐在功勞簿上,期待他們過來找我們,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我們必須要走出去,把人們帶進來,這會改變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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