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踐耳,交響樂海里沖浪的追夢者
董存明 于 2017.08.17 20:33:54 | 源自:上海風采 | 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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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先生于2017年8月15日上午9點左右在上海去世。《上海風采》多年前曾以《朱踐耳,交響樂海里沖浪的追夢者》為題,比較詳細地記述了朱老的生平及重要作品和往事,特此轉載,以志懷念。

朱踐耳先生相關文檔及代表作試聽

人類精神世界里不能沒有音樂,它是生活中的一勺鹽,勾味百鮮。

年劭德高的作曲大師朱踐耳先生,已年屆九旬,曾任上海音樂家協會掌門人。“踐耳”的大名之所以為人熟知,大抵是因他所寫的《打得好》《唱支山歌給黨聽》《接過雷鋒的槍》等風行一時的紅歌,成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之一。其實,縱觀其七十余年創作生涯,在音樂界更為人稱道的是他在交響樂領域尋夢、追夢、圓夢所取得的卓著成果。煌煌十部交響曲,以及大量管弦樂、室內樂、鋼琴曲、交響大合唱、舞劇、民樂合奏、電影配樂等作品,滴滴心血化為千百萬個音符,有諸多上乘佳作屢獲國內外重大獎項,蜚聲國際樂壇。1991年榮膺上海市首屆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2001年被列入權威性《新格羅夫音樂大辭典》。

五十余年前,筆者有幸拜識了這位前輩,發現他身上有好些看似矛盾又統一的雙重性特質。

朱老面容清?,文文弱弱的沒見他胖過,平日里少言寡語,不愛應酬。不可思議的是他如此單薄的軀體里卻有著火焰般激情和巨大創作能量,納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圈內少見的多產作曲家。

清心寡欲的他不嗜煙酒,一杯釅茶足矣,寫作困倦時居然會口含幾片干茶葉嚼嚼,簡簡單單的生活與時尚無緣。而他的創作觀念卻很超前,比在學小青年還熱衷于追逐國際新潮現代作曲技法,不甘人后愛嘗鮮。

他既當過“土八路”,又曾為留蘇的“洋學生”,還是個偏愛老子哲學和古詩詞的“老儒生”,又土又洋又尚古,三位一體。

他的脾性溫和,謹言慎行,幾乎不曾與人紅過臉發過火,但這位好好先生面對音樂界評獎中暗廂操作的不正之風,卻有一股倔勁偏要叫板,不怕引火燒身,豈知失道者先告狀,反誣“侵犯名譽權”。終了,被告席上的得道多助者勝訴是理所當然的。

雖說朱老深居簡出,可謂資深“宅男”,但他兩耳亦聞窗外事,一直很關注國內外時勢政局與音樂文化資訊,具有學者的質疑精神與對世事的洞察力,堅守自己的獨立見解。別看他病歪歪的身子,骨頭卻很硬,在國難當頭之時,懷有對祖國一腔忠貞與赤誠,表露出血性硬漢一面。

凡此種種秉性必會體現于音樂作品中,形成其獨有的鮮明音樂風格。

自從進入暮年,朱老的額頭上布滿五線譜印紋,腸胃不好成了醫院常客。現正忙于“還債”,為上海音樂出版社撰寫《創作雜記》,校訂并還要親筆工工整整抄寫全套交響曲、管弦樂、鋼琴曲的總譜,有厚厚八大本之多,令人咂舌——出版的是手稿版本,且抄譜是無償勞動,天大的工作量壓在老人肩上真夠重的。近日筆者上門造訪,探望他和夫人舒群老師,聊起很多未聞的往年軼事,臨走時朱老還送了全套器樂作品新版CD。一連聆賞了數日,感觸良多,值得一書。

“魔盒”熏染少年夢

朱老的祖籍系安徽省涇縣人氏,1922年生于天津市,他本名朱榮實,字樸臣,排行老五,幼年即隨母親移居至大上海。其父在天津開設了一家面粉廠,后因外資傾軋而倒閉,偏又染上時疫猩紅熱病,年僅三十四歲就英年早逝。

性喜文藝的父親屬于開明一族,早在外國電影默片時代就很愛看電影,因為想聽為影片配上的音樂,還購置了兩架鋼琴,請人教其女兒。待當三歲喪父的朱榮實長大后,因家道中落錯失了學琴機會,只能靠自行摸索,誰知鬧了個笑話,竟把鋼琴譜上的低音與高音譜號混為一“彈”,左右手交疊到了一處,虧得二姐指點,才第一次感受到和聲的奇妙。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洋人“冒險家的樂園”,淘金者貪圖享樂催生了西方娛樂文化在申城落地生根。當年,美軍陸戰隊第四軍銅管樂隊常有公開演出,他聽得樂而忘返。又拜師于中國口琴界鼻祖石人望先生,學起了手風琴,這種德國和萊廠出品的雙排鈕扣形琴鍵手風琴,風箱一拉與一推,會發出不同音高,還必須看專用的十線琴譜,它在俄國也很流行。每當演出口琴大合奏,朱踐耳便擔當伴奏,還上臺演奏過由自己改編的韋柏《邀舞》手風琴兩重奏。出于好奇,別有風味的鋼片鋸琴他也學拉過。

朱踐耳自小體質羸弱,上初中時氣管炎日漸嚴重,到了高中每年會大口吐血,有半茶缸之多,幸好不是絕癥肺癆,休學半年后才從高中畢業。從1940年起因病重在床上息養了五年,寂寞難耐,向朋友借來一臺收音機,多舛的命運同時向他開啟了音樂大門。

朱踐耳今日依然很感懷這段痛苦又甜蜜的時光。其時,上海處于日寇占領的“孤島時期”,禁放英美這些敵對國廣播,而盟友德國、意大利和淪陷的法國乃至蘇聯電臺里輪番能聽到24小時音樂節目。“魔盒”堪稱“世界音樂大全寶庫”。

病中的他對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觸動尤深,顯然與他正處于人生低谷的痛苦心境不無關聯。在聽到法國印象派大師德彪西《大海》時,初聞那色彩變幻無窮的新奇音響效果令他驚嘆不已,真想從三樓臥室走到底層鋼琴上摸摸由哪些音構置成的,無奈實在挪不動身子。后又聽到了肖斯塔科維奇榮獲斯大林獎金的《第五交響曲》,令他倍覺新鮮。每到周日,電臺按慣例還會播出整部西洋歌劇、芭蕾音樂,他很欣賞斯特拉文斯基的當代作品《春之祭》與《火鳥》,醉乎其中。

收音機已然成為撫慰他心靈的良藥和床側的知音伙伴。他總喜歡躺著閉起雙目,細細品味、想象、探究、體悟,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寫出動人心扉的大交響曲。

朱踐耳的處女作《記憶》由四首歌組成,時隔那么多年,朱老居然還能翻出當年手抄歌本,并用蒼老沙啞的嗓音哼唱起來,很是用情地沉浸到童真年代。說真的,予我的第一感覺,并無初學者常見的稚嫩青澀,明顯帶有三十年代上海時行的雅致風韻。繼《記憶》之后,剛從高中畢業的朱踐耳又自己作詞作曲創作了《春,你幾時歸》和《夢》等七首藝術歌曲,抒發了青少年敏感時期的浪漫情懷,難怪其妹妹會聽得流下了眼淚,使他大為意外。他的老戰友沈亞威(曾任南京前線歌舞團團長,《東方紅》大歌舞中大合唱《占領南京》的作曲者)在1986年來滬相聚時,竟還記得《春,你幾時歸》等舊作,說起他曾聽到團里女戰士練聲唱過此歌,歌中流露出的真情打動了他,可惜在革命年代里這種小資情調的歌不能上臺唱給戰士們聽,沒想到這些練聲唱的歌卻在駐地附近的青年學生中不脛而走,傳唱開來了。

從少年時代朱榮實就十分喜愛聶耳的救亡歌曲和藝術歌曲,奉為偶像。因他本就對原名和字中的“榮”與“臣”兩字不滿,認為帶有封建意識,他要步聶耳之后塵,彰顯志向,于1943年把名字改為“踐耳”,自此“朱踐耳”的新名字沿用至今。

近年來,歌壇懷舊風盛行,假如朱老這些四十年代初的舊作能夠“穿越”到今天唱響,倒真是一件美事。

投筆從戎戰歌飛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言:人是尋求意義的動物。朱踐耳在青年時代懷有兩個夢想——革命夢和音樂夢。

早先,他就與妹妹及借居在二樓的朋友鄭明有個暗中約定,一同投奔革命,未料臨行時因受病體拖累他無法上路。數年后其妹妹又回到了上海,原來是由于日寇瘋狂大掃蕩,軍區領導決定疏散人員保存實力,要她待命召喚。形勢轉變后,妹妹幾經周折才與地下黨用暗號聯絡上,擇日重返前線。為抓住這個機會,他顧不上病體還未康復,就與妹妹一起長途跋涉,如愿來到了蘇中軍區“山那邊喲好地方”。

他1945年參軍,因體質太差,前線部隊沒敢要這個病號。多虧了朋友鄭明,這位當初受他影響也愛上音樂的同道已當上了蘇中軍區文工團音樂組組長,把他留了下來。

當時文工團正巧有一架沒人會拉的手風琴,即德國和萊廠出品的那種,成了朱踐耳手中的“槍”,為戰士們演出獨唱、合唱都由他伴奏。解放戰爭中繳獲了一批銅管樂器戰利品,成立了一支軍樂隊由他擔任隊長兼指揮。火熱的戰地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心情無比舒暢,百治不愈的舊病竟然好了許多。

他先后到過蘇中、山東、華東三個軍區文工團,結識了不少搞音樂的同行戰友,如前文提及過的著名作曲家沈亞威、何士德(《新四軍軍歌》作曲者)、章枚(作曲家、華東軍區文工團三團團長,后任北京音樂出版社總編)、張銳(歌劇《紅霞》作曲者、二胡演奏家)等,而人稱“紅小鬼”的大作曲家呂其明那時在文工團里拉小提琴,音樂的紐帶把他們系連在一起,結下了深厚革命情誼。

演出之余,他被戰士們革命英雄主義與樂觀主義精神所感染,時有創作沖動,寫出了不少戰歌,其中《打得好》最為有名,作于1947年元月萊蕪戰役大捷喜訊傳來之時。這首歌短小精悍,僅有四句旋律,正好應對起承轉合,起首那句“打得好”之后的“來”字高挑上去,充溢勝利的喜悅,最末大吼一聲“嗨”!更把將士們的豪情渲泄得痛快淋漓。這樣的好歌孵在亭子間里決計寫不出來,“歌不在長,有魂則靈”,《打得好》很快在兄弟部隊傳唱開來,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紅遍了全中國。

全國一解放,他隨部隊文工團重返成長于斯的上海,被分配到國營電影廠音樂組工作,王云階任組長。1949年底為故事影片《大地春光》和《海上風暴》配樂。1953年他調到北京為大型紀錄片《偉大的土地改革》配樂,著名樂曲《翻身的日子》是其中一首,他采用了由嗩吶、管子等五件民族樂器和小型管弦樂隊的編制,堪稱中西結合的開山鼻祖。由“胡琴全能王者”劉明沅拉的板胡,濃烈的鄉土氣息感染力特強聽得過癮。后來此曲一再被改編為民樂合奏、管弦樂曲與鋼琴獨奏,經常列入音樂會節目單。前年中央電視臺“春晚”,時下灸手可熱的當紅鋼琴家郎朗獻演了這首獨奏曲,他一反常規地用pretissimo極速急板彈奏,雖有炫技之嫌,但張揚到極致的煽情也不失為另一種演繹方式。現在曲名按“翻身”的諧音改為《歡欣的日子》更符合音樂的普適性,不再突出原本內容的指向性,更易為世人所接受。

客觀地說,解放初期他的成功之作除了這首樂曲,乏善可陳,僅靠自學與實踐很難再上一個新臺階,正處于“困擾期”。他更理解聶耳為何在聲譽鵲起之時,寧肯拋下一切也執意要到蘇聯去學習,在途經日本時不幸溺亡固然抱憾,但知識貧乏所帶來的饑渴感,也是一種煎熬,他渴盼著高人能為他指點迷津。

留蘇朝圣修內功

心想事成,乃人生之大幸。

1954年機遇降臨,國家擬選派第三批優秀音樂人才赴蘇聯留學,經全國推薦、考核和嚴格政審,朱踐耳終于榜上有名。上海同一批的還有曾在延安魯藝做過音樂教員、歌劇《白毛女》作曲者之一的瞿維,及以往擔任電影廠樂團指揮的曹鵬,另有兩名外地學生。出國前,強化培訓了一年俄語,但相關專業用語要各人自學。1955年夏日,時年33歲的朱踐耳跨進了心目中的圣地——莫斯科音樂學院。

俄羅斯學派主要形成于19世紀,在百年左右時段內涌現出一大批高踞云端的大作曲家,諸如格林卡、鮑羅汀、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科薩柯夫、穆索爾斯基五人怪杰強力集團……大師輩出,稱霸一方。

莫斯科音樂學院孚享國際聲望,并不會因為來自友邦中國的留學生而降低入學門檻,必須再次進行考試,合格方能取得正式學籍。朱踐耳在高中畢業后曾經去考過上海音專,由于專業知識底子薄,名落孫山。但他遵行《孔子家語》教誨“篤行信道,自強不息”,為實現音樂夢想沒有中斷過自學,所以盡管不是科班出身,但各門學科考核都順利過關。在國內原定朱踐耳和瞿維同為研究生,李德倫告知他研究生要比本科少學兩年,他便主動要求改為讀本科,可以多學些真本領。

他的導師謝爾蓋·巴拉薩年昂教授已年過半百,視野開闊,富有教學經驗。要說在校期間朱踐耳最為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注重學以致用。他在大一時就寫了六首鋼琴小品,導師最為偏愛《告訴你……》,《流水》靠后些,蘇聯出版的《中國鋼琴曲集》在全中國挑選了三首,而他獨占二席。讀大二時寫了鋼琴曲《主題與變奏》,別人把變奏作為技術性練筆,他卻賦予了性格化內容。大學三年級,他又寫了弦樂合奏《弦樂三折》,包括舞曲、夜曲、回旋曲。

值得一提的是其第一首管弦樂作品《節日序曲》,作于四年級,一鳴驚人。總譜完成后,學院的管弦樂隊于1959年5月15日首演,引起巨大反響,被蘇聯國家廣播電臺選中并收購,同年7月25日由蘇聯國家大劇院交響樂團錄音,作為永久性庫藏曲目。這首氣勢恢宏、色彩斑斕的樂曲是朱踐耳向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作品,上海在國慶節音樂會上,由黃貽鈞大師指揮上海交響樂團作了國內首演。這部佳作還傳播到德國、日本、挪威和香港的各大樂團,在音樂會上公演。一個在校學生的習作能獲得國際樂壇青睞,實屬難得。

交響大合唱《英雄的詩篇》則是朱踐耳的畢業作品。它選用了《長征》等五首毛澤東詩詞配樂寫歌,成為五個樂章,這種“交響樂—大合唱”或許他是國內第一個嘗試者。導師對這個有天賦又勤奮的學生很為賞識,點撥他可以多借鑒些法國印象派,它與中國五聲音階有契合點,暖色調與冷色調搭配會產生新的聽覺效果,有沖擊力。這部作品1962年在上海錄好音,朱踐耳附錄了一段俄語講話,感謝導師的培育之恩,并向他適逢六十大壽致以美好的祝愿。后來連同音樂一起,蘇聯國家廣播電臺向全世界進行了播出,可算是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一件美談吧。

唱支山歌給黨聽

朱踐耳于1960年夏學成回國,躊躇滿志,心心念念要報效祖國和人民。

1963年全國掀起了學雷鋒熱潮,他深受感動,想用音樂來添一把火。他在雷鋒日記里發現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正應了他的心聲,所以一清早起來僅用了半個小時就寫成了。這首獨唱歌曲情緒變化層次豐富,有清新的山歌民風樸素真情,也有低回沉痛的憶苦,奮起反抗的緊湊節奏推進到高潮,又轉為舒緩寬廣的首尾呼應,重復尾句的高音區“黨的光輝照我心”彰顯情更深,意更濃。此歌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在《上海之春》首演并灌制唱片,開始流傳。藏族歌手才旦卓瑪由衷地喜愛這首歌,經常上臺演唱,以致社會上誤認為她系原唱。她的農奴身份樸真情感和穿透力強的天籟之聲使這首歌平添光彩,生色不少。

接著他又寫了更適于齊唱的《接過雷鋒的槍》。這類堅定有力的進行曲帶有軍人氣質的歌,對于熟悉部隊生活的他來說正是對上眼了,同樣很受老百姓喜愛。

在小說《紅巖》暢銷掀起一波熱浪之時,他萌生了用國內還沒人嘗試過的清唱劇藝術形式來寫的念頭。其夫人舒群(上音管弦班負責人,曾在上海音專學聲樂)舉薦我來寫這部宏大的清唱劇歌詞,但一個在讀學生不可能遠赴四川深入生活,還未動筆此事就“黃”了。好在“文革”一結束,我寫了一首教師題材的《搖籃曲》歌詞,與朱老合作了一次聊有所慰,這是后話。

1964年,朱踐耳為電影《烈火中永生》配樂,由趙丹、于藍主演,作曲家傾注了對革命志士在獄中不屈斗爭精神的敬仰。

他總想著要開拓新的領域,雖沒寫成清唱劇,但在1965年寫成了唯一的舞劇作品《南海漁歌》。舞臺形象雖已消失,他選取了其中八段改編成管弦樂第一、第二組曲。樂曲意境為南國海島風光讓人神往,舞蹈性動感使畫面靜中有動,其中“織網”歌旋律優美,在群眾文藝舞臺上廣受歡迎。

在作曲技法上的進步,體現在管弦樂《壯士行》賦格曲式的成功運用。賦格(fugue)是復調中最為復雜又嚴謹的一種曲體形式。這首《壯士行》原先是他留學三年級的作品,并無標題,是一首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室內樂三重奏,朱踐耳在十年后改為管弦樂曲并加上了標題。這部作品的亮點正在于它是中國風格的賦格曲,標志著朱踐耳在作曲技法上已趨爐火純青。

“文革”剛結束,他就創作了弦樂合奏《懷念》,樂曲沉浸在悲慟、沉思、激憤之中。還為張志新這位為真理而獻身的勇士寫了《交響幻想曲》,吶喊“誰之罪?”但他仍感到言猶未盡。

敢吃螃蟹立潮頭

十年大劫難過后,國人痛定思痛。

鴻篇巨制的交響樂曲體形式容量大,是純器樂創作高階產品,要去深刻反思這場社會大悲劇,無疑這是首選。但朱踐耳與大多人一樣,對它抱有敬畏之心,只是一個追逐的夢想,況且其政治風險之大,創作難度之大,不言自明。從戰火中走來的這名老戰士是一位負有使命感和有擔當之人,知難而上。第一次涉足交響曲創作,就要立于潮頭之上首次挑戰敏感的現實題材,面對這只大螃蟹,光有膽量不行,為寫好這部《第一交響曲》,朱踐耳醞釀了九年,寫了一年。

這九年說長不算長,正因為對當代發生的重大事件認知深度需要時空距離,政治判斷力是前提。但藝術家不是政治家,必須符合音樂特性去構思布局,“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突破口在哪里?

技術層面上而言,十年“文革”閉目塞聽,他自感已經落伍于時代潮流,原有的傳統技法已不敷應用。于是,他來到上海音樂學院旁聽,由兼職老師變身為學生,不恥下問,以求掌握新的藝術手段為內容服務,在“煉丹爐”里長長功。他還四處搜羅相關現代派音樂唱片與論著,多聽、多看、多多演習以儲能。

雙管齊下的九年備戰,他終于找到了突破口,決定選擇以人的情感波動為中心,作一次“文革”心電圖全景式掃描,以假惡丑的人性扭曲與真善美的人們在淫威下遭受的折磨和抗爭作為矛盾沖突對立面。

這部《第一交響曲》四個樂章,分別用標點符號作小標題,點而不破,意味深長,都是運動中不同時段的主要心理反應和焦點所在,每個樂章內核抓得很準。第一樂章是“?”,第一張大字報引發社會大震蕩,百思不得其解的人們都在叩問“究竟發生了什么?”看不清運動真相,解不開亂麻心結。

樂曲先聲奪人,奏響了氣勢洶洶的音樂主題,僅有四個音,字字珠璣。前三個音6 2 5向上四度跳進很有鼓動性,瞬間變臉,從突輕漸強到頂點急剎,特強音的重擊卻落在了降6半音上,很邪乎,給人以不祥的預感。翻高大三度的轉調重復,如地震級別加大,勢大力沉,加深了主題印象。打擊樂嘈雜的音響一片混沌,定音鼓霹靂般的一搥搥重擊,攪得人心惶惶不安,黑管低音區輕微的旋律一再轉換調性,似聞惡夢中囈語還在詰問。

音樂主題攸關整部交響曲的成敗,必須像漫畫一般,廖廖幾筆就勾勒出面部個性特征和神態來。它又是一粒音樂種子,隨樂曲進程發芽壯大。作為正面形象的音樂主題,先由第一小提琴呈示,抒情意味的旋律富有歌唱性,內涵豐富多變的情感,可塑性大。這一樂章主旨是問號,作曲家在主題后半段用遞升的旋律,不穩定音程的疑問句式連連追問,一再強化了質疑和迷惘的失落感,讓人感到糾結萬分,情何以堪。朱踐耳在鏡頭切換中很為緊湊,張弛有致,功力不凡。

第二樂章“?!”,新加上的驚嘆號,予我的直覺會聯想到從“紅色恐怖”到造反派奪權這一階段。時斷時現的京劇流水板過門,既標志上“文化”的符號,又有動蕩的畫面感。陰沉的大號音色夾雜銅管加弱音器吹奏出怪聲怪氣的音調,一下就能辨認出歌曲《造反有理》變異后的片斷。即使年輕的局外人亦能從音樂形象中感受到邪惡勢力的恣肆踐踏和發高燒的人群來去匆匆的亂象。作曲家用現代派風格配器手段,頻頻出現尖銳刺激的音響效果給予造勢。這一樂章側重于小人得志更猖狂的丑態百出,在突出其氣焰囂張之外,還用音樂主題變奏、戲曲中丑角出場的小鈸和念經用的木魚進行多側面的刻畫。在驚嘆號巨大壓力下,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進一步質疑放大到了拷問,“?!”確實用得十分妥貼。

轟鳴之后的第三樂章“……”死寂一般,在音量上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省略號既是漫長十年中煉獄般苦痛的心路歷程,這六個小點莫不是心尖尖在滴血?作曲家集約式地展現被卷進黑色漩渦里掙扎的種種心境:驚恐、畏懼、擔憂、憤懣、冤屈、無奈、郁悶、悲號甚至為無辜者亡靈叫魂和在遭到重挫后產生的幻覺。代表正義一方的音樂主題在變奏中充分展開,他采用復調織體手法同步進行,一加一大于二,讓人有揪心之痛。

最后一個樂章“!”是正義和邪惡的正面交鋒,善良的人們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覺醒后新生,主導動機節奏變為切分音大跳的抗爭,積聚能量。“!”的力度使人血脈賁張,喪鐘為誰敲響?!下半部分在平復寧靜后,展現了對回歸人性過上和平美好生活的愿景。此時,隱現的邪性主題陰魂不散,發出的“!”警示更發人深思。結尾處再現的鋼片琴音不再是幻覺,而是寄予希望的曙光,使這一沉甸甸的主題添上一抹亮色。

音樂是聽覺藝術,任何文字或語言的描述都是蒼白的,朱踐耳用標點符號提示相應音樂內涵,相當高明。越是抽象的藝術,涵蓋面越廣,自由想象拓展空間亦越大。在這場運動中有不同遭遇、甚而包括毫不相干的各色人等,相信都會觸動神經中樞,從中得到人性共有的情感沖擊引起共鳴,激發起回想、自躬反省與對“四人幫”之流的討伐。朱踐耳的創作背景雖是“文革”之殤,但這部大氣磅?的重磅作品并不僅局限于這場運動,很具張力,可以延伸彌散開去,其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均已達到令人仰視的高度。

或許是好事多磨,這部佳作差點胎死腹中。1986年《上海之春》參演作品審聽時,評委內部見仁見智,打分結果剛剛及格。甚至還有人放言“要多難聽有多難聽”。上海交響樂團在藝術總監陳燮陽指揮下細摳細磨了一星期,使樂曲原本的閃光點凸顯出來,藝術表演質量大為提升。在第十二屆《上海之春》舉行首演時,形勢180度大逆轉,全體評委亮出最高分,頒予優秀創作一等獎。1992年又獲得中國唱片總公司“金唱片獎”(創作特別獎)殊榮。

這部《第一》赴北京公演,散場后陳毅元帥之子找到了朱踐耳感慨萬千,又有些不解“為什么最后沒有歡慶勝利?”“不是七八年后再要來一次嗎?”聞者頓時釋然,佩服作曲家沒畫上句號居安思危的政治眼光。

求新求變民族風

首戰告捷,一發而不可收,朱踐耳進入了創作“高峰期”。

先來看三組數據:自1986年《第一交響曲》問世,他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接連五年寫出五部大交響曲;更為夸張的是1994年前后,僅用一年左右時間竟寫了第六、第七、第八交響曲和一部小交響曲,為此《上海之春》首次舉辦了個人作品專場演出;非但數量驚人,同時藝術質量上乘,十部交響曲里有四部五次獲得國內外作曲比賽重大獎項,其他幾部含金量也甚高。樂思泉涌,“飛流直下三千尺”。這位原名朱榮實的少年圓夢之時,可謂“實”至“榮”歸。

朱踐耳始終堅持求新求變的藝術追求,有一顆不安于現狀的心,每寫一部新作,總想超越自我,語不驚人死不休。

以往打擊樂器的主要功能是節奏,朱踐耳在《第七交響曲—天籟、地籟、人籟》里,給打擊樂器賦予了靈魂。他用鋼片琴、鋼板琴、木琴清澈透亮的音色意指天籟,大小鼓聲象征地籟,而代表人籟所用的銅器大小鑼鈸也有依據,人類從新舊石器時代進化過程中,青銅器文化具有標志性。樂曲的進程有幾個層次,彼此間從互不干擾到發生摩擦,越演越烈激化到頂點,突傳出警哨、警笛長鳴,這是一種浦拉泰拉未來主義表現方式,在中國幾乎沒人接觸過。從戰爭狀態漸漸歸于默契協調,當然這是一種期許。作曲家獨具匠心地傳達了人類與天地共存共榮的環保理念。

古色古香古韻的《第十交響曲》乃是依據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江雪》寫成。“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首五言絕句押的仄聲韻很難吟誦。京劇花臉名家尚長榮先生用胸腔和頭腔共鳴渾厚蒼涼的聲音,三回吟唱作了三次不同藝術處理,把古詩中本有的音樂性充分體現出來,耐人尋味。而古琴著名演奏家龔一在清越的琴音里傾吐心聲,把握得不溫不火。尤其是作曲家用現代和聲背景去映襯古風,相反相成,別致新穎。色彩如萬花筒般多變,一片祥云托起了詩人不愿與濁世合污、潔身自好的靈魂。與其說朱踐耳描寫的是古詩幽遠意境,不如說他借這一平臺,傳達了自我的處世觀念。

還有一個典例是《第四交響曲》。1990年瑞士舉辦傳統的“瑪麗·何塞皇后”國際作品大賽,依照統一規則只準用弦樂,第一、第二小提琴各6人,中提和大提各4人,倍司2人,另可選擇一位獨奏或獨唱。腦子精明活絡的上海人特點在朱踐耳身上也一露無遺,他從樂隊編制“6、4、2—1”數字中覓得玄機點亮了新創意,這個杠號“—”成了減法,居然十二平均律齊全,把這些音符巧妙地組成了旋律。他的心思縝密又體現在三處——首先是把四個聲部再作細分成倍疊加,用交響化方式去處理,織體就更為復雜;還花樣百出地要求演奏時用弓桿、指尖、指關節、手掌去拍打琴身指板和面板不同部位,發出不同聲響來模仿打擊樂效果;他還有意選擇了中國竹笛為獨奏樂器,竹笛中用上了低音大笛、中音曲笛和高音梆笛。特別是中國“笛王”俞遜發大笛的低聲嗚咽很出彩,作曲家僅寫上幾個音符,并沒有標明時值長短,騰出空間全由演奏家自由發揮,他還模仿黑管、圓號音色幾可亂真,教人擊節嘆賞。這種細化處理方式,讓人不由想到蘇繡中的極品“雙面繡”,一根細如發絲的彩色絲線能再“劈”出七八股來。朱踐耳的細膩“針腳”和他的獨特創意征服了全體外國評委,驚嘆叫絕。閉幕時由瑪麗·何塞皇后親自頒發了唯一金獎。細心的聽眾,從旋律的“回文”古讀法(順讀與倒讀兩相宜),或能解讀出其中含有的別樣哲理意味。

“學習是終身的職業”,大科學家錢偉長如是說。朱踐耳經常會遠赴廣西、貴州、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民間采風,汲取綠色天然養料。在侗族大歌中聽到了絕妙的合唱,此起彼伏的即興穿插,和聲彩色經線緯線制成一幅眩目的民族風情壁毯。又參加熱鬧非凡的侗族蘆笙節,一個村一個蘆笙隊,周圍的村村寨寨匯聚在一起比藝。大出意外的是蘆笙不是同一調性,各吹各調,他現場錄好音后一一仔細辨別,竟然12種調式全有,相互間并不沖突,滲透合成的音響效果非常獨特,令他大吃一驚。朱踐耳引用老子哲學“和而不同”闡釋見解,“和”的概念不限于只有“同”才能和,不諧和的“不同”亦可“和”,逆向思維會迸射出異彩紛呈,侗家兒女這類民族和聲在世界上也獨樹一幟。

他把這種新穎創作理念運用到交響組曲《黔嶺素描》里,用木管、銅管、弦樂三個聲部代表三支蘆笙隊斗藝,如同“淬火”迸射出奇光異彩的星花,驚艷奪目,1993年入選“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他又在《燈會》里把“東”海之濱的潮州音樂與“西”南山區的彝族音樂遠親嫁接,孕育出不是“東西”的異質基因奇葩。朱踐耳是納西族人的女婿,他為親家寫了第一部交響音詩《納西一奇》,樂曲里的口弦有三片竹簧,音色與節奏變化豐富堪稱一奇。嗩吶協奏曲《天樂》也是反反得正,他把難以交融的“水”和“油”烹燴成一盆濃湯,顯示出高超廚藝,也被中央文化部列入了音樂經典作品。國內音樂界眾多權威專家對上述作品不吝贊美之詞,蘇聯《真理報》和《蘇聯音樂》也發表了專評推崇。1996年為迎接香港回歸所作的交響詩《百年滄桑》,力壓群雄獨占鰲頭。他又采用藏族原生態音樂元素,在《第三交響曲》里糅合進現代派寫法,描摹了三幅西藏高原綺麗的大自然風光。

暀熄}花晱~香。中國作曲大師朱踐耳先生在國際上聲譽日隆。留學期間《節日序曲》就成為蘇、德、日、挪威和香港樂團的寵兒,瑞士皇后又為他的《第四》加冕,《納西一奇》和《黔嶺素描》傳播到了瑞典、日本、芬蘭、以色列、烏克蘭、新加坡、俄國和香港。這位大作曲家的音樂還使得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也連連發出回響。《第十交響曲》是1997年受美國哈佛大學弗羅姆音樂基金會委約所作,室內樂六重奏《絲路尋夢》同樣是美國的一家文化公司委約,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率團在各國巡演,贊譽有加。朱踐耳在72歲時受邀赴首屈一指的紐約朱麗婭音樂學院等四大高等學府作學術演講,暢談中西音樂文化如何在創作中交融的學術話題。以朱踐耳為杰出代表的中國交響樂的崛起已引起世人矚目。

言必行,行必果。人民音樂家聶耳未竟的使命,朱踐耳畢生在踐行,讓音符隨時代脈搏一起跳動。夢是黑白的,夢想是彩色的,而音樂夢想是有聲有色的,七聲音階披上七色彩虹駕臨天庭,用上界的音樂語言與地球人心靈對話。

生命有限,藝術精品生命無限。

(本文原載于《上海采風》雜志)

朱踐耳先生代表作試聽

音樂會結束時,95歲高齡的朱踐耳在上交團長周平的邀請下,應著滿場雷鳴般的掌聲,緩步走上舞臺。他將自己親手書寫的一幅字贈予樂團,上面寫到“深切感謝上海交響樂團拯救了我的‘交響夢'”。朱老一直說“沒有上海交響樂團就沒有朱踐耳。”朱踐耳更是上交無價的財富,更是這個時代莫大的榮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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