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一年又一年 [三]1990-1992年
幽玄_天人之舞 于 2012.11.24 21:11:28 | 源自:原載于百度貼吧 | 版權:特約 | 平均/總評分:09.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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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賓·梅塔來指揮1990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實在是一個偶然。據說是受到了佐爾格·索爾蒂爵士的引薦。當然,這其中各種細節問題恐怕已經很難考證了,但梅塔卻成了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專業戶。說他是歡樂使者也好,說他陰魂不散也罷,不得不承認的是,從這一年開始,梅塔便與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開始了一段不解之緣。

其實,梅塔接觸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時間非常早,甚至他一度是指揮過這個樂團的最年輕的指揮家。因而,對于梅塔來說,指揮一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說來有趣,他也是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第一個亞裔指揮家。

  • 對于很多指揮家來說,他們的音樂生涯的政治意義要等同于甚至是大于藝術意義。丹尼爾·巴倫博伊姆是一個,梅塔同樣也是一個。這種評價顯然不是一個好的評價,然而如果將藝術看做是人類本能的一種體現來看的話,這種政治意義反而助長了其藝術意義。當這種政治意義極為罕見地是出于對人性和人道負責的時候,這恰好就與藝術的出發點相同了。當然,音樂家不可能一門心思地搞政治,稍有不慎后果就會不堪設想。威爾海姆·富特文格勒曾經差點因此折了腰,而威廉·門格爾貝格則更加悲慘,他因此而斷送了他的藝術生涯。我們很難相信葉甫蓋尼·穆拉文斯基不會去為了政治需要而指揮音樂,盡管他當時在蘇聯可以指揮任何他想指揮的作品;我們也很難相信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脫離了他的政治背景之后他會創作出什么樣的音樂出來。自然,政治對于音樂來說是一種干擾,甚至是藝術的敵人,但依然有很多藝術大師們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盡力做到了政治與藝術的平衡。我不得不佩服與阿爾弗雷德·施尼特凱和羅德翁·謝德林表演的那出精彩的雙簧,才使得施尼特凱那首離經叛道的第一交響曲得以在內部公演。

    因而對于不是猶太人的梅塔來說,他能夠融入到猶太人的故鄉,并且擔任以色列愛樂樂團的終身首席指揮,這的確是他的一大成就——不光是藝術上的成就,也是政治上的成就。而且萬幸的是,我們在梅塔的音樂里幾乎聽不到政治的色彩。其實至今我也不懂如何去在一個版本中尋找到政治色彩,那些色彩無外乎都是音樂家的背景牽連進去的。就像至今很多中國的愛樂者們都以為梅塔是一個猶太人,甚至連漢語的維基百科都如是說。但如果我們真的去檢視梅塔的資料的話,你會發現梅塔在一段采訪中說他并非猶太人。 梅塔的音樂有一種單純的味道。這是我的很多朋友一致對他的評價。這種單純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不把一部作品演繹得特別佶屈聱牙,而只是單純地演繹出作品的美感。倫納德·伯恩斯坦曾批評過梅塔指揮的馬勒第五交響曲,說不要把音樂演的過于美好。

    梅塔的音樂聽起來的確很美好,但往往不是音樂本身的樣子。就仿佛是18世紀歐洲的宮廷畫家,只把海頓畫得十分俊俏,而對他滿臉的麻子視而不見。對于一部大型作品來說,它的背景往往是痛苦糾結的,而在這個時候,過于美好的處理就會顯得矯情,甚至是一種扭曲。然而對于施特勞斯家族的舞曲來說,他們的作品要多美好就有多美好。而這恰恰也與梅塔的風格相得益彰。

  • 但我認為,梅塔在施特勞斯家族舞曲上真正的造詣是在他在1995年第二次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才開始體現出來的。1990年的這次音樂會雖然也非常的活潑可人,但跟后幾屆新年音樂會相比,梅塔的處理還是有一些拘束。比如那首《入城式進行曲》就不像梅塔典型的硬朗并且富有節奏感的特點,而更多的有種節慶間街頭小調的感覺。這種沙龍的感覺聽起來更像是馬澤爾或者博斯科夫斯基弄出來的味道,而非后來的梅塔。當然,對于梅塔來說,他今后的路還非常的長,而這一次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只不過是小試牛刀而已。而且,那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依然達到了爆棚的效果,在《爆破波爾卡》的漫天紙花中,新的一年又一次來到。

    如果說,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施特勞斯家族的盛宴的話,那么1991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就有足夠的理由被大家所排斥了。但從阿巴多說完新年致辭的那一刻從觀眾席間冒出的一句問好聲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成功。

  • 阿巴多有他自己的個性,這種個性從他的選曲中就能看到。這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破天荒地選擇了四位非施特勞斯家族的作曲家的作品。并不是說非施特勞斯家族的作曲家就從未出現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而是如此之多的作曲家實在沖淡了施特勞斯家族的重要性。而這也成了后來對這一年的音樂會的批評聲的主流。

    但不得不承認,這一年的非施特勞斯家族作曲家的作品還都選得恰如其分。開場的焦阿吉諾·羅西尼的《賊鵲序曲》活潑可愛,與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氣氛也相得益彰。這首作品在舞臺的兩個方向分別放置了兩個小鼓,通過輪流敲擊營造出音響效果左右變化的效果,從而表現了“賊鵲”精巧靈動的行動特點。不光是小鼓的設計,木管樂組的不同樂器之間的應答也襯托出了“賊鵲”的特點。而弗朗茨·舒伯特和沃爾夫岡·莫扎特的舞曲作品也都短小精悍詼諧幽默。莫扎特的《德國舞曲“滑雪橇”》中,阿巴多同樣通過分布在舞臺不同方向的雪橇鈴營造出了處處都有雪橇滑過的場景,這與之前的《賊鵲序曲》起到的效果異曲同工。弗朗茨·蘭納的《求婚者圓舞曲》也與施特勞斯家族的圓舞曲非常相似。因而,雖然在這一年中非施特勞斯家族作曲家的作品分量有所增加,但那些新的作品卻也都生動活潑烘托節日氣氛。

    作為風格始終偏向保守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來說,盡管你選擇的都是與音樂會風格相似的作品,但數量過多也會顯得喧賓奪主。這個曲目單在今天看來都有點夸張,在那個年份自然也就毀譽參半了。之后唯一一次同樣出現八位作曲家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只有2012年馬里斯·楊松斯指揮的那一次了,而且楊松斯選擇的四位非施特勞斯家族的作曲家中有三位都在往年的音樂會上出現過,并且曲目的數量也高達24首,這就保證了音樂會上施特勞斯家族作為主角的重要性。

    但平心而論,如果這樣的一場音樂會放在其他場合,卻也是極其出彩的一場音樂會。彼時的阿巴多正值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家,地位顯赫,功成名就,因而指揮起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來就更顯得游刃有余。除了曲目單的問題之外,還真的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問題。而且,近幾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更多地呈現了一種包容性,讓更多的作曲家出現在音樂會上。

  •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開放是它必然的一個過程。因為今天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面向世界轉播,因而它也要更多地迎合世界各地的口味。再加上當今新年音樂會林立,好幾個頂級樂團都有新年音樂會的直播,因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競爭壓力就顯得更大。然而面對這個局面,維也納愛樂樂團如何掌握好這個“度”就顯得十分微妙謹慎了。

    首先,它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我的關鍵詞是“維也納”,就像中國的春晚一樣。中國的春晚不可能出現大量的外文歌曲,因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要圍繞著維也納這一主題和背景展開。因而,曾經有人問我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為什么不能像柏林愛樂樂團的除夕音樂會一樣豐富多彩,我的答案就是:因為它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然而今天的世界各大樂團的格局大家有目共睹,維也納愛樂樂團因為沒有首席指揮家這一職位,因而在平時的演出中更多的有了一種“作坊”的味道,因此在新年音樂會上如何抓住觀眾和收視率就成了他們首要的問題。因而,拓展曲目單就成了他們必然面臨的工作之一了。

    但是,很多人都會忽略一個問題,那就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常規配器問題。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能不能想象用演奏海頓的交響曲的編制來演奏馬勒的交響曲?這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那么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所面臨的也正是這個問題。它的配器過于單薄,因而對于演奏一些大型作品來說就顯得十分的困難。也許有朝一日,我們會看到真正交響配器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許到了那個時候,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曲目單才會更大的拓展。

    1992年,卡洛斯·克萊伯奇跡般地又一次登上了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舞臺。對于一個隱士來說,這種拋頭露面的機會的確十分難得。正如克萊伯灑脫的指揮風格一樣,他的人生也十分灑脫。1994年,克萊伯終于選擇了徹底歸隱田園,他每天鉆研音樂和思考人生。

  • 對于不同的藝術家來說,他們的人生軌跡也不同。富特文格勒雖然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處于逆境,但依然會想方設法地指揮音樂,卡拉揚更是把一生都獻給了音樂。然而克萊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師級的人物,卻在他的晚年選擇了歸隱,很難說這些大師中人生意境的高低,但克萊伯留給我們的則更多的是謎一般的面孔。

    那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一如往年的火熱愉悅,克萊伯選擇了奧托·尼古萊的《愉快的溫莎婦人序曲》作為開場。我十分喜愛這首序曲,它的旋律十分優美,尤其是序奏部分那種清晨薄霧籠罩下的音符讓我浮想聯翩。尼古萊是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首任首席指揮家,因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選擇他的作品也是情理之中。而接下來的《城市與鄉村瑪祖卡波爾卡》中,我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大師的自由速度的處理。相比于2007年梅塔版的《城市與鄉村瑪祖卡波爾卡》,克萊伯的自由速度用得更自然,更水到渠成,而梅塔的處理則更側重于節奏感和氣氛的掌控。

    而約瑟夫·施特勞斯的《奧地利村燕圓舞曲》是他的一部名篇。在克萊伯的處理之下,那種恬淡怡情之感撲面而來。同樣地,克萊伯采用了自由速度的方式演繹了這首圓舞曲。而隨后的《打鐵法蘭西波爾卡》卻被很多人詬病,認為克萊伯的處理過于柔軟。

    克萊伯的處理確實偏軟,但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首法蘭西波爾卡。熟悉維也納舞曲的人會知道,法蘭西波爾卡的速度普遍偏慢,更多的是呈現一種優雅和跳躍性的特點。因而,如果從作品體裁的角度來看,克萊伯的《打鐵法蘭西波爾卡》反而更像是一首法蘭西波爾卡。也許,除了克萊伯,很少會有人注意到將這部作品按照法蘭西波爾卡的風格來演繹,更多的則是將它看做是一首波爾卡甚至是快速波爾卡,賦予它一種

    歡暢愉悅的情感。不得不說,克萊伯作為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指揮家,的確有著更為獨到的地方。

    對于這一年來說,跟看到克萊伯二度執棒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同樣令人新奇的是,我們還看到了克萊伯主動玩起了噱頭。如果說上一次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克萊伯的新年致辭是情勢所迫的話,那么這一次的確就是克萊伯主動玩的一個噱頭了。我們在約翰·施特勞斯的《游覽列車快速波爾卡》中看到了克萊伯吹起了小喇叭,模仿火車的汽笛聲。一個指揮大師主動玩起小噱頭會給臺下的觀眾一種平易近人的感覺,這次的噱頭也是如此。此外,在《波斯進行曲》之后,克萊伯又馬不停蹄地演起了《閑聊波爾卡》,這種銜接也是別有新意。

  • 面對很多指揮大師,在他們逝去的時候我們都會感嘆于今后恐怕再難聽到如此精彩的演繹。然而對于克萊伯來說,在他決定退隱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已經開始了這種惋惜。然而真正打擊來自2004年,卡洛斯·克萊伯溘然長逝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個世界上從此又消失了一個大師。

    對于我來說,與其當一個大師逝去之后再來通過唱片懷念他,還不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現今還活著的音樂家身上。因而我發現,在我的電腦里,當代的版本要遠遠多于過去的版本。也許,能源源不斷地給我們提供驚喜的,正是這些還在世的音樂家。或許,等他們逝去了幾十年之后才會有人霍然發現他們的種種優點,但這畢竟是一種無法挽回的遺憾,也是對古典音樂資源的一種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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