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乐种到舞台主角,朱宗庆在台湾创造了打击乐奇迹
廖阳 赵知乐 于 2018.01.13 15:34:47 | 源自:澎湃新闻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00.00/0

1986年,在台北一家火锅店,朱宗庆拉着几位好友围炉结义,成立了台湾第一支职业打击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那时候的他没想到,这支乐团可以将打击乐的种子播撒到全台湾,甚至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开枝散叶,成为全世界研究的对象。

在三十年前的台湾,打击乐还是舞台边缘的冷门乐种,靠着 “苦行僧”一般的耐力,朱宗庆逐渐将之蜕变为舞台中央的主角。

创团之初,朱宗庆就为乐团定下四大发展目标——演奏、教学、研究、推广。

1991年,他创办“打击乐教学系统”,自基础教育来推广打击乐,至今已培育出超过13万学习人口,在全球共有30家教学中心。

1993年,他创办“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每三年举办一次,促进了台湾打击乐与国际接轨。

1997年,乐团成立的第11年,朱宗庆逐渐走下舞台,不再做舞台演出,转而将大部分心力投注于艺术管理与行政事务。

目前,朱宗庆打击乐团下辖三个乐团:一团是职业乐团 ,负责重大项目排演、国际交流;二团负责儿童音乐会和推广音乐会,每年固定于台湾各县市以及中国大陆各城市巡演;三团负责校园推广,是培育“明日之星”的摇篮。

至今,乐团的足迹遍及全球31个国家及地区,演出超过2800场次,委托创作新曲215首,拥有数量庞大的曲目量。

2017年11月底,因为击乐剧场《木兰》在台湾公演,澎湃新闻记者有机会前往台湾,采访朱宗庆。

采访之前,工作人员向记者要了一份采访提纲,朱宗庆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仔仔细细写在了白纸上,总计近万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朱宗庆的工作常态,不管是演出、演讲、采访还是发布会,他都会事先排演两三遍,确保万无一失。就像《木兰》在台中歌剧院演出两场,完整的带妆彩排和预演就有两场,工作量翻倍,整个团队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做事认真、细致、严谨,朱宗庆对己严于要求,也将这些要求传递给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多人都说,朱宗庆同时兼具了艺术家的感性、管理者的理性,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情商,也有强大的向心力。这也是很多团员数十年如一日,死心塌地跟随他的原因。

朱宗庆打击乐乐团团长吴思珊早在1988年就进团了。她是朱宗庆最早一批打击乐学生之一,自从进了团,就没想过离开。

“在台湾,随便一个学打击乐的人,多少都和朱宗庆有关系,他可能是在我们教学系统长大的孩子,也可能他的老师就是朱老师的学生。”吴思珊说。

从白手起家到桃李满天下,吴思珊见证了朱宗庆一路走来的变化。

“以前的他很害羞,不太喜欢讲话,上访问都要清场,做讲座会一直和我们练习。现在的他和社会的脉动联结很紧密,绝不是关在象牙塔的艺术家。”

在吴思珊的眼里,朱宗庆享受工作,享受和人相处,愿意学新知识,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关心,全身上下始终保持着正能量。

“他好像不需要太多睡眠,什么类型的演出都看,知道文艺界的状况,关心政治,了解财经,也了解科技的最新动态,而我们只知道练琴。每次开会,他都会和我们分享各种见闻,通过他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活力。”

“乐团需要优秀的演奏家,更需要优秀的领导者,我们愿意冲,但冲错方向就完了,领导者太重要了。”吴思珊形容,朱宗庆打击乐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而朱宗庆就像是“大家长”,“我们会一起过节,一起或生日,有任何困难,朱老师都把我们像儿女一样照顾。就连结婚,我们都会先把另一半带给他看,再去见家人。”

贴近人心跳的乐种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打击乐感兴趣的?

朱宗庆:在我小的时候,学音乐等同于学钢琴,学钢琴的小孩又等同于有钱人的小孩。虽然家里并不富裕,音乐却是这个家庭共同的爱好,我的祖父喜欢南管,叔公喜欢拉二胡,叔叔喜欢吹口琴,哥哥喜欢打鼓。这让我觉得学音乐是非常快乐的。

当初我开始玩打击乐,纯粹是喜欢而已!喜欢打击乐的原因,除了打起来很帅,还因为它能使手脚协调律动灵活。当时一套爵士鼓很贵,我父母愿意花钱买一套鼓,支持孩子的学习兴趣,尊重孩子的需求。买了鼓之后,也没有找老师来教,我就自己摸索,无师自通,乡下常这样。

考进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时,学校没有打击乐专业,我考的是管乐。我那个时候玩得不错的乐器,包括钢琴、打击乐、小喇叭和单簧管,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打击乐器。

当时,学校的管弦乐团需要打击乐手,我马上自告奋勇,进团负责打击乐组。后来,学校邀请了一些美国、日本的打击乐演奏家,有人对现代音乐很有研究,有人对鼓很有研究,有人对木琴有研究,在他们来台短期客座期间,我就掌握住机会尽量学。四年级时,在师长们的鼓励下,我觉得自己在打击乐上应该可以走出一条路,从此进入了打击乐的领域。

打击乐在三十年前是非常冷门的音乐种类,我相当感激我的父母,在那个大家都觉得学音乐没什么前途的年代,在经济与精神上全力支持我,我才能无后顾之忧地追求梦想。

澎湃新闻:打击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朱宗庆:很多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和人的心跳贴近,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打击乐者,每个有心跳的人听到打击乐都不会拒绝。

打击乐乐器无所不在,木琴、铁琴、定音鼓、大鼓、锣鼓,我们身边的任何东西,桌子、杯子、椅子、身体都是你的乐器,你寻找乐器时,会有永远发现不完的素材。

因为乐器多,它的音色变化也多,金属的声音、皮的声音、木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化学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让你思考,你就会有很多创意产生。打击乐不一定是打,也可能是触,可能是摸,好听又好看。

乐器变化多,声音变化也多,所以它能跟很多艺术门类合作。我们和云门舞集合作过舞蹈《九歌》《薪传》《脉动大地》,也和兰陵剧坊合作过《萤火》,还和文学配合过,有太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分享。

打击乐和人的心跳太近了,人很容易忽略它。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呼吸,年纪大了呼吸不畅才知痛苦。一样,打击乐是很自然的,声音往往是没有经过选择的。

澎湃新闻:但在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团里,打击乐还是很小众的门类。

朱宗庆:没错。在全世界,打击乐都是人类最早的乐器来源之一,是人的本能,但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被重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想这和当时的作曲家慢慢找到它的好玩之处有关。在贝多芬、莫扎特时代,定音鼓在交响乐团里都是用来加强气势、音响、节奏的,没那么重要,但在现代音乐中,打击乐越来越重要,我们就把它单独挑出来,独立于舞台上。现代作曲家给打击乐写的曲子太多了,眼花缭乱。

澎湃新闻:那么多乐器里,打击乐是否也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乐器?

朱宗庆:入门很容易,但要打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情。它一碰就有声音,大家就觉得好像我也会。很多人学了打击乐之后,开始练习音色高低、变化、合奏,慢慢变成非常棒的打击乐家、小提琴家、钢琴家、舞蹈家,它是人进入艺术领域最简单、方便、自然的“入门砖”,但你要成家的话,还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澎湃新闻:打击乐大概有多少件乐器呢?

朱宗庆:乐器是算不出来的。我自己收藏了上千件,单是木琴、鼓、铂、锣就有很多种,同类乐器也分大小、厚薄、质料、造型,发出的音也不一样。

我们乐团很大,还租了仓库放乐器,常用乐器大概是一百多件。玩打击乐最大的快乐和痛苦,就是要收藏很多乐器,你要花钱,还要花空间。

澎湃新闻:现在是不是还在不断收藏?

朱宗庆:一定的,收藏不完,我还想做一个打击乐博物馆呢。

澎湃新闻:你怎么判断一件东西是不是适合做打击乐器?

朱宗庆:有两个,一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二是我创造出来后请作曲家把它变成声音。没有东西不能当打击乐器,连人都可以,《木兰》里的“十三响”就是拍打身体的各个部位嘛。

每天都和挫折为伍

澎湃新闻:从维也纳音乐学院留学回来,你曾是台湾交响乐团的打击乐首席,过得也蛮舒服,怎么想到成立打击乐团?

朱宗庆:之所以想成立乐团,始于我在留学期间的生活体验。在维也纳的两年半内,我走遍了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竭尽所能地去听音乐会、看表演,对于那种随时随地享受美的生活十分难忘,我期望将这样的感受带回台湾,与故乡的朋友们分享。

于是,在返回台湾前,我就动手拟定计划,希望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团,从事打击乐的推广,希望乐团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三十年前的台湾,打击乐是舞台边缘的冷门乐种。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跑遍了全台所有学校和教师研习营,举办了上百场讲座,利用一次次的讲习机会,去说服老师以及各公家单位,以打击乐为演出媒介,去探讨音色、节奏、旋律上的新观念,并带进艺术教育相关的业务中。

当时的我就像个“苦行僧”,努力克服害羞、不擅言词的个性,一边演讲,一边示范。每次讲习,我都是一个人带着一车乐器,领到的车马费,往往不足乐器的运费。下过这样的苦工行脚,才为打击乐日后的发展扎下稳固的第一步。

澎湃新闻:开疆拓土时最困难的是什么?

朱宗庆:第一个是人才。那时大家觉得打击乐没什么好学的,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拜托学校给我好学生。学生训练得不错,我还要去说服学生的爸妈,许诺他们一个前途。所以光是人才,我就要从教育机构、家长、学生方面,一个个去打交道。

第二个问题是道具和乐器从哪里来。我要想办法去找、去买、去租。到哪里练习呢?就在我家的客厅里,客厅太小了,容纳有限,就换到学校的教室里,不断去找空间。

接下来,作品在哪里?一开始我们全世界到处找作品,因为太少了,我们就自己改编,把台湾乡土民谣改编为打击乐,同时拜托作曲家写曲,从无到有,就这样累计了两百多首新曲。

接着,我们在音乐厅、教室、礼堂到处寻找演出机会,有了演出机会,观众从哪里来呢?从人、设备、器材、空间、演出机会、观众来源,到如何继承存活,我们都要一项一项去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最开始那段时间难熬吗?

朱宗庆:永远都难熬,现在也难熬。如果做事不困难,也轮不到我做了。人生无论你活多久,都要珍惜,不断去追求,去寻找新的东西。因为喜欢,我就觉得这样的辛苦、忙碌、痛苦,都是值得且愿意承担的。如果你觉得不值得,做任何小事都会觉得是负担。

我也有低潮的时候,但我很快就恢复了,很快就走出低潮了。我常常从正面的方向去想问题,比较报喜不报忧。别人说我得天独厚,占尽了优势,其实没有,我每天都和挫折为伍,困难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但你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抱怨,别人不但不会同情你,反而会离开你。

当我遇到困难,我就去喝咖啡,和朋友小聚,或者看一场表演。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喝咖啡?就是给自己时间坐下来,自我反省,打气,加油。

澎湃新闻:三十年起起伏伏,你就没有很难坚持下去的时候?

朱宗庆:创团十周年是我最低潮的时候。十周年时,我带团员开了一次记者会,我坐下来就哭了,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那时候我们正从初创时的业余乐团向职业乐团转型,要和全世界去竞争,你要思考很多问题。有些团员因为不确定未来的发展,会感到彷徨,是继续做表演,还是出国深造。我就想要不要停了?但当我回到办公室,看见乐团在练习,工作人员在做计划,我又问自己,我能停吗?不管了,做吧。

那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常常有低潮,甚至一天低潮好几次,但人不能钻牛角尖,一直往坏的方面想,会越想越可怜,越想越气。

从舞台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澎湃新闻:你要求团员在熟悉西方打击乐时,还得学习京剧锣鼓、醒狮锣鼓、南北管音乐等东方击乐元素,原因是什么?

朱宗庆:我对传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住在台中乡下,过年就在庙口看戏,看舞龙舞狮。在现代剧院没建起来之前,庙口就是文化中心,人们在那里喝茶、聊天、卖膏药。传统文化给了我太多养分,我就将它融合在打击乐里,变成我们的特色。

因此,每位团员除了熟稔、精进西方击乐学理和技法,更投注了大量时间和心力钻研传统京剧锣鼓、醒狮锣鼓、南北管音乐、甘美朗音乐等东方传统器乐,并以每年三季的年度公演,呈现多样的演出成果。

自创立乐团开始,我们便坚持把传统音乐的特色,融入西方音乐的演奏之中,不但大大丰富了音乐会的风格与内容,同时也成为乐团的一大特色。

澎湃新闻: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断发表和首演新作,也是少数设有驻团作曲家的团体,至今委约创作了215首曲子,累积了大量现代的声音。

朱宗庆:1970、1980年代,在创立打击乐团前,我就和许多台湾作曲家一起共事,像马水龙、李泰祥、温隆信、钱南章、潘皇龙、赖德和、许博允,他们都是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前辈。这群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台湾作曲家时常发表新作,由于他们的作品使用了大量的打击乐器,我时常会被找去,为这些作品做“世界首演”。

受这些作曲家影响,1986年成立乐团时,我便希望透过委约创作,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形塑乐团的风格。因而,我们是少数设有驻团作曲家的团队,每年会投入大量资源,委托国内外知名作曲家创作。

澎湃新闻:据说乐团每推出一台新作品,你都会亲自参与设计,就连“豆荚宝宝”这样的儿童音乐会也会参与?

朱宗庆:三十年前的台湾几乎没有为儿童量身打造的音乐会,要让小朋友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一个多小时,实在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便策划,将儿童音乐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让孩子聆赏音乐、投入其中;第二部分,透过互动和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认识乐器、知道音乐常识;第三部分,借由音乐游戏和唱游,让所有人一同参与其中。

1988年儿童节,我们在台北新公园举办了首次儿童音乐会。至今,儿童音乐会已迈入第29个年头,每年全台巡演四十多场,“儿童艺术”在台湾也不再是陌生名词,针对儿童设计的艺文节目如雨后春笋。

我推出儿童音乐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小孩刚出生,他为我带来很多灵感。我开始思索,身为一名父亲、一名打击乐家,如何让自己的小孩从小就接触并喜欢上打击乐,同时提供机会,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近、体验艺术。

第二,我在推广打击乐时,规划了一个十五年的长期计划,希望把演奏、教学、研究、推广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个人推广的能力有限,所以组织了一个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二团),专门进行推广工作。儿童是打击乐观众的基础,从小培养他们欣赏节目,未来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最忠诚的艺文支持者。因此,我创造了专为儿童设计的儿童音乐会。

自从每年定期举办儿童音乐会,我们感受到了孩子对打击乐的渴求,这也促成了我开办“击乐教室与教学系统”。我想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去玩,再透过玩,感受与喜欢音乐。有了系统的教学,许多父母会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在打击乐的陪伴下成长。

澎湃新闻:台湾观众接受打击乐,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朱宗庆:全世界观众都一样。第一个是接触,接下来是好奇、怀疑、感受、喜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们乐团是目前台湾票房最好、观众最多的表演团体。一开始,一年有500个观众我们就要拍手了,现在我们一年演出一百多场,全世界跑,观众十七八万人次。

台湾以前学钢琴、小提琴的人最多,2007年左右,有人做过调查,学钢琴的人还是第一,但学打击乐的人已经变成第二了,第三是小提琴,第四是长笛。到了2011年,学打击乐和学钢琴的人数拉近了,和其他乐器拉远了。所有学音乐的人都必须学钢琴,钢琴是基础,所以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澎湃新闻:1995年,朱宗庆打击乐团第一次来大陆巡演,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大陆观众对打击乐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朱宗庆:刚去的时候,我担心大陆观众不接受,后来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毕竟打击乐是人的本能。

1993年,我和打击乐团团员首度随云门舞集到大陆演出,担任《薪传》的现场音乐伴奏。

1995年,乐团第一次赴大陆,到西安演出,此后我们每年都去大陆。大陆太大了,但有四个地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是每年必去的,其他地方是两三年去一次。我们累积观众很快,尤其是小朋友很欢迎。

要鼓励未曾欣赏过打击乐演出的观众走进剧场,需要做许多教育和推广的工作,在这个层面上,我会将不同的社会“民情”考虑在内,想办法切入当地的脉络,让观众能够接触、感受、理解、接受、喜欢。在创作上,我不会去迎合或迁就观众,不过,我会在推广方面想办法“接地气”,以此将观众的来源扩大。

澎湃新闻:四个常演地方里还有西安,这个比较出乎意料。

朱宗庆:西安是文化古都,那里有我尊敬的打击乐家安志顺,农民锣鼓也很多。1995年我们去西安,你都不敢相信,路上竟然有一万个人敲着锣鼓迎接我们,西安电视台还做了全程转播。我对西安是很有感情的。

澎湃新闻:除了管理乐团,你还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教了多少年?

朱宗庆:34年,现在教打击乐和艺术行政管理的博士班。

澎湃新闻:所以不管是朱宗庆打击乐教学系统,还是台北艺术大学,你都在不断给台湾输送打击乐人才?

朱宗庆:当然,打击乐人才和剧场管理人才。

澎湃新闻:林怀民最近发布了退休宣言,你也会面临退休和选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计划吗?

朱宗庆:会有哦,我们团在打击乐人才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经营方面的人有困难。

以我为例,我是音乐人,也会做运营,团员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他们的沟通是很顺畅的。几年前,我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我身边有四个资深团员,每个人都跟着我30年了,从我个人开始建立一个群体,大家共同领导,互相分担困难。

林老师决定2019年退休,提早两年宣布,就是为了让新人上来,他再慢慢从一线退到二线,这是很了不起的做法,也是很有计划的做法。我们也在做这件事。中国人都很喜欢永续经营,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做下去,给自己弄很大的包袱,也没什么不好。

请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享到微博,暂时不可用
提示
本贴不可匿名回复,回复等级为:0 ,您现在正处在潜水状态
回复
验证码
7292 为防止广告机贴垃圾,不得已而为之
表情
正文
京ICP备11010137号 京ICP证110276号 京公网安备1101140004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