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就像一只大鸟, 它需要在身上多披一些五彩斑斓的羽毛” 专访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西蒙·拉特
王寅 于 2017.12.01 11:31:04 | 源自:南方周末 | 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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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7日晚,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柏林爱乐乐团上海音乐会,西蒙·拉特在如潮的掌声中返场时,舞台上方出现了“我们爱拉特”、“我们爱柏林爱乐”的大幅标语,这是东艺给西蒙·拉特爵士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惊喜,此时,音乐厅里观众的情绪几乎达到沸点。

这是柏林爱乐第四次访问中国,作为乐团此次亚洲巡演在中国的最后一站,上海两场音乐会门票在开票26个小时后即告售罄,创下东艺售票新纪录。令乐迷们疯狂的原因除了柏林爱乐的演出是古典乐坛一大文化盛事之外,这也是西蒙·拉特2018年卸任柏林爱乐艺术总监前的最后一次中国之旅。

2005年,西蒙·拉特曾率领柏林爱乐在东艺演出,轰动一时。12年后,他带来了全新的演出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交响曲》等。此外,乐团还与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合作演出了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西蒙·拉特相信这套曲目将最大程度地体现柏林爱乐的整体演奏风貌和水平。

柏林爱乐自1882年创立至今,始终立于世界古典乐坛金字塔尖。柏林爱乐的历任指挥有冯·彪洛、阿瑟·尼基什、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赫伯特·冯·卡拉扬、克劳迪奥·阿巴多,每一位都是伟大的指挥家。2002年,西蒙·拉特被选举为第六任首席指挥及艺术总监。2002年9月7日,西蒙·拉特在柏林爱乐大厅指挥托马斯·亚当斯的《避难所》,就此开启了柏林爱乐全新的音乐时代。

西蒙·拉特是一位锐意改革的指挥家,他不仅拓宽乐团的演出曲目,创立了“深夜音乐会”,还建立了柏林爱乐乐团数字音乐厅,把乐团的演奏技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西蒙·拉特曾多次到中国访问演出。中国上海对他来说具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的父亲曾常来上海,就住在和平饭店,回国后,给他讲了很多中国的故事。“我喜欢漫无目的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散步,这座城市魅力无边,赋予了我无尽的想象空间。我每次来上海,都像是沿着父亲的足迹探索这座城市。”西蒙·拉特如是说。

这次重访上海,热心的上海朋友带西蒙·拉特去了和平饭店,在那里用了午餐,甚至还带他看了他父亲当年住过的房间。西蒙·拉特听到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时觉得,也许父亲也听了同一个乐队表演。

西蒙·拉特与几位中国音乐家有过密切合作,他高度赞扬了年轻的中国钢琴家:“无论是王羽佳还是郎朗,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知名度和声誉的钢琴家。他们的表现让我在上海看到古典乐的未来。”

在上海演出前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西蒙·拉特。

柏林爱乐从来不是古典风格

南方周末:你还记得首次指挥柏林爱乐演出的情景吗?

西蒙·拉特: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黑头发比现在多多了,真的多很多,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感觉像是找到了一种特别的声音。

南方周末:你在采访中曾经说过:“要让柏林爱乐表演渐快真是太难了!它是一辆很重的德国卡车……”

西蒙·拉特:很重的德国卡车,很难掌控,就像1950年代的宝沃汽车。柏林爱乐每位乐手都是重量级的,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乐团的商标。有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协助这一庞然大物跳舞。我们乐团每个成员都很有魅力,但都没有忘记他们对这个乐团的责任。他们觉得柏林爱乐是第一位的,以及如何演奏好音乐会是第一位的。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交响曲》是我在离开这支乐团以前,无论如何想要和他们一起演奏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很重要,但是略被低估的作品。这是我最后一个演出季,有些曲目一定要演奏。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功课,把每个作品分成了多个部分。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尽管是浪漫主义后期作品,演奏起来很难,但是我们能够演奏好。

南方周末:你经常在音乐会上安排演出一些新当代作品,你挑选新曲目的依据是什么?

西蒙·拉特:我并没有偏爱现代作曲家,我只是演奏他们的作品罢了。比如我们这次在上海演出的曲目就是这样的,既有大型的、标准的、备受观众喜爱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理查·施特劳斯、海顿的交响乐,但是也有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托马斯·艾迪斯的作品,还有法国音乐。我们演奏各种曲风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准备演练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些音乐也是我们演奏曲目的一部分。我认为柏林爱乐就像一只大鸟,它需要在身上多披一些五彩斑斓的羽毛。我们涵盖的音乐类型越多,我们的乐手越优秀多才,越能提升贝多芬作品的演奏——这才是我们排练的核心。艺术形式不断发展,我们要不断跟进。

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曲子当成当代的作品来演奏,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得把当代的乐曲当做是200年前的作品来演奏。不过,我的确实现风格的平衡,曲目里有施特劳斯和勃拉姆斯,中间加一点巴托克调味,真是太棒了!对于观众而言,如果把音乐会比作一餐美食,他们会希望吃到不同的口味,拥有不同的体验,现在的观众都有很强的好奇心。

南方周末:你个人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

西蒙·拉特:我一直都说,如果我只能指挥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那么我会选择约瑟夫·海顿,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强烈的认同感。不过我实在太幸运了,不需要真的做这个选择。我热爱所有时代的音乐,有那么广泛的曲目供我选择。

南方周末:柏林爱乐四次来华,尤其是近十年的三次,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乐团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方向?

西蒙·拉特:柏林爱乐从来不是古典风格,它有着很强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古典风格方面,柏林爱乐会有许多对手,但是作为一支浪漫主义管弦乐团,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之一。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富特文格勒的时代,柏林爱乐几乎是一家纯德国交响乐团,但是在卡拉扬的时代,已经有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加入了,现在成员的国籍甚至更加丰富,他们都被同一种气质吸引,音乐是不分国界的,来到柏林爱乐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人,他们希望成为乐团的一分子。在澳大利亚,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枪打出头鸟,不要太显眼,不要长得太高,而在柏林爱乐恰恰相反,这里唯一统一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乐团在寻找的是超乎寻常的、拥有同样气质的人才。所以,不管柏林爱乐的气质是什么,它都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乐团未来会探索更多新曲目,让演出曲目变得更宽。每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希望能够不断探索下去。

站在湍急的瀑布上随激流而下

南方周末:你在12岁的时候第一次现场听到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经历让你立志成为一位指挥家。

西蒙·拉特:我12岁听到这曲子时,我觉得我有东西想要和世人分享,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是深藏心底的情绪。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这就像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皈依一样,我被这种音乐的体验点燃了,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改变了。我想要沉浸在音乐当中,不是去控制它,而是体会这种电流穿过我的感觉,所以我非常感谢这首乐曲。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因为那一天,我成为了指挥。在我有生之年,我会一直铭记那一天。直到现在,《第二交响曲“复活”》依然对我很有意义,我现在也经常听。指挥是一条不归路,但我意识到不管有多苦,我都想成为一名指挥,那种感觉就像站在湍急的瀑布上随激流而下。

南方周末:卡拉扬当年萌生去意的时候,曾相中你接班,但你拒绝了,对当时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西蒙·拉特:我要说的是,柏林爱乐并没有让我来继任卡拉扬的位置。他们对我说,你愿不愿意考虑成为候选人之一。他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邀请我担任指挥,因为我那时还太年轻。我回复他们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参与这样的竞争。如果时间倒流,昨日重现,我还是会这样说。你必须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柏林爱乐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已经成为经典和永恒,你不能过早攀爬。现在的时机比较好。

担任柏林爱乐的指挥是指挥们的梦想,世界上没有其他交响乐团能够与之匹敌。我指挥过很多很棒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团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世界各地来的音乐家们交汇融合,担任他们的指挥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我热爱我的工作。

南方周末:你即将担任伦敦交响乐团指挥,你眼中伦敦交响乐团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差异性在哪里?你会如何塑造伦敦交响乐团,会不会也被这支乐队所塑造?

西蒙·拉特:伦敦交响乐团是一支愿意迎接任何挑战、演奏任何类型音乐的乐团,这也是一支很年轻的管弦乐团,他们不为自己的可能性设置任何限制。对他们来说,天高任鸟飞,对我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新篇章。未来几年,我们会献上许多杰出表演。

南方周末: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你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开幕式献演,非常精彩。

西蒙·拉特:我必须得说,听到八万人的笑声,这种体验是无价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憨豆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喜剧演员。如同以往一样,他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精准与节约的课。他的表演完全没有任何闹剧的成分,他规划了表演的每一个部分,精细到了分钟,表演里需要什么,怎样才好笑,要怎么实现,这给我们所有人上了很棒的一课。我必须说,作为世界上最害羞的人之一,他却成为了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面孔,我想人间炼狱也不过如此了,但他很好地带领了我们。我们大家都很愉快,在奥运会的那个时刻,我的国家表现得非常棒。

不能一直坐在功劳簿上,期待乐迷过来找我们

南方周末:阿巴多不工作的时候,会去瑞士山里作长时间的漫步。你不工作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

西蒙·拉特:我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因为我也不确定,只有这一年里我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乐团。但从明年起,我将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我会住在那里,但我的家还在柏林。伦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在伦敦生活不易,养育小孩子会很艰难。柏林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我的孩子出生在柏林,他们在那里上学,他们的足球俱乐部在那里,低音提琴课也在那里,一切都在那里,没人想搬家。所以我基本会在伦敦工作,在柏林时,就与管弦乐团、歌剧院一起工作,这样我也有多一些时间看着我的孩子长大。

南方周末:你与郎朗多次合作,这次你也原本要与郎朗合作的,想听听你对郎朗的评价,还有这次替换郎朗的钢琴家王羽佳。

西蒙·拉特:他们非常不一样。你不觉得很幸运吗?中国出了两位如此杰出的钢琴家,而且还是几乎同时出现的。我一直觉得郎朗更像是法国钢琴家,而羽佳更像是俄罗斯钢琴家,不过这也正好证明了这些标签多么没有意义,他们恰好是同一时代的两位杰出钢琴家,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他们截然不同,但都很优秀。我希望郎朗能尽快恢复,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音乐也是一种竞技体育,音乐人也会遭受严重的身体损伤,郎朗不是第一个,但这段时间对他一定是很艰难的。他人非常好,他跑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可以弹奏所有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了,不过只能用右手,好像没人想为一半的我付钱。

南方周末:音乐在社会中有所谓的“终极目标”吗?如果有,是什么?

西蒙·拉特:现在的古典乐发展得很好,而且有了很多新的传播方式,有更多的人听古典乐,我们只需要不断推出古典乐就可以了。古典乐能够赢得人们的心,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一切理由对古典乐的未来保持高度乐观。做这样的中国巡演的乐趣之一,就是与乐团一起发现新的中国城市,认识那里出色的观众,他们是多么年轻,听得多么专心。我们来中国的几年间,我已经看到了观众的差别,你可以看到这一发展,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激动人心的。

我们应该找到一切的办法去吸引乐迷。通常认为只需要把古典乐放到人们面前,人们有很强的好奇心,但我认为我们要走向他们,不能一直坐在功劳簿上,期待他们过来找我们,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把人们带进来,这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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