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产阶层的“五条人”,是否好汉依旧
钱恋水 于 2017.04.18 15:20:28 | 源自:澎湃新闻 | 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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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到的五条人乐队来自十年前。去年的新专辑《梦幻丽莎发廊》是一年半前那张《广东姑娘》的续集。两张专辑加起来25首歌,关于广东姑娘和五条人“长期据点”石牌村的故事至此全部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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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者的想象中,仁科和阿茂还在石牌村同居,墙上挂着仁科的画。二人离购书中心门口摆摊的碟贩、书贩生活相去不远,海丰的众生相也仍然新鲜。

实际上,他们离开海丰也有十几年,碟贩生涯已是十来年前的事,二人不住在一起也有六七年。《广东姑娘》之后,他们在住处的中间位置租了一间录音室,平常碰面多是在那里。

尽管每年都会办“回到海丰”音乐会,但仁科在家不是很呆得住,有一年他做完音乐会第二天就跑回广州了。

这次全国巡演,除了随身带的单枞(如果不是乐器太重还会带茶具),他们的生活和潮汕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小时候打的可以从过年吃到清明的巨大年糕,太平清醮,到祭神拜祖的林林总总,在他们现在的广州生活里几乎不复存在。

现在的五条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们现在在过怎样的生活,听三年后的专辑就知道了。”

换言之,对《梦幻丽莎发廊》里的人事来说,这是一张来自未来的专辑。

阿茂现在住在广州大学城,住处面对一条江。除了做音乐和演出,平常的活动区域不很大,“没有压力也不抑郁,日子舒服得很。”

贝斯手于典是星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周一到周四上班,周五演出,周末“在贪吃的间隙打游戏学英语,功能很齐全”。

鼓手邓博宇还参加了“红领巾”乐队,很快就要出第二张专辑。

仁科因为“偶像包袱”(阿茂语)不愿意多讲。总之和阿茂一样有固定女友,不为钱发愁,衣食有度,大量阅读和刷片。

去他们住的酒店采访,门未开音乐已经扑到走廊。一开门,贝斯手于典和阿茂在讨论放着的爵士,“1980年代以后就有朋克和rap的味道了”。

于典发表了一通关于“音乐人之间聊什么不low” 的感想,“反正像90年代那帮火气很大的老头音乐人一样很蠢的,整天说什么这首弹得好,那首弹得不好。都多少年了,现在去听,他们谈的还是差不多的东西。”

仁科则认为:“交流没用,要靠作品去交流。有一些人未必能把话说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写好。”

我们以为的五条人的草根和念旧,入世和热闹,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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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张《县城记》(2009)开始,五条人的音乐就像蓬勃的挽歌记录过去的人事。

不是菩萨心肠式的悲天悯人,“我们有时候想采用一种无能为力的方式,一点都不英雄主义,也不浪漫,可能有时连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就是点到为止”。

虽然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清晰地表达想法,这也未必是写歌唯一的方法,但是“我们需要一些‘阿珍的语言’,也就是平民的语言,很简单粗糙的语言,类似新闻报道本身没有任何修饰性。我们想尝试像旁观者一样不注入任何感情地来叙述,像摄像机一样”。

2016年的《梦幻丽莎发廊》是五条人的第四张专辑,也是他们第一张未收到一边倒式好评的作品。

坏评价比较一致:12首歌以普通话作品为主(只有3首方言歌曲),普通话远不如海丰话鲜活闹猛,后者有八个声调,“有时候讲话就像唱歌,再带点声调就更好了”。同样是白描,普通话易寡淡,海丰话的信息量丰富得多,因有言下之意而颇多妙处。

另一个变化是,从前他们的故事如白描,如今时不时会用简单的意境和无尽的音乐代替语言,因此草莽气少了。

比如专辑的最后两首歌《阿珍爱上了阿强》和《楼房来四散起,路不见狗相连》,前者只有寥寥几句话,是一幅渺渺小人儿在大大星空下的图画。后者为纯器乐,“歌名就是内容”,采样都是仁科在网上找的。

后来仁科写了一篇《谈谈方言创作这门武功》作解释,文章大意是海丰话的创作比较容易,而“创作就是在冒险,如果早就知道丛林里有妖怪,也知道了宝藏在哪,就没啥好白相了” 。

别人对五条人的期许,和他们自己的意愿之间,出现了一条裂缝。

从海丰县城到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五条人歌里的泛黄色调不仅因为时间上的距离,还因为这份记录是急剧社会转型中的珍贵记录(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听歌人抱猎奇心态,也将之作为一曲蓬勃的挽歌而投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歌中所唱的个体们,听歌人绝不会恰好认识歌里的人,也鲜有与他们有同样的境遇。五条人不追求泛化的共鸣,听歌人亦不指望从中寻得虚妄的安慰。对于爱他们的有文化的中产阶层(至少是大多数)来说,五条人是他们接触另一种更野生、生命力更顽强,也更少条框束缚的群体的一个渠道。

就像看写实的短篇小说或者人类学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创作人是描写对象中的一员。

不仅如此,严肃的乐迷还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希望他们能振兴方言音乐,以类似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让我们贫瘠的音乐多点可能。

但五条人只是五条人,既不是新闻工作者、小说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或者文化传播者。

他们很愿意走出方言创作的安全区域,愿意在编曲的时候挖坑让过程不那么顺利,也很愿意做很多即兴。

抓住一瞬一瞬的所见所感,抓住徘徊不去的回忆,不多考虑隐喻或者价值。

而语言只是适时而需,甚至是走出安全区域所必须跨出的壁垒。

至于用海丰话以外的语言创作,《梦幻丽莎发廊》并非第一次。

“《很多很多》里面出现了包头话、长沙话、粤语;《热带》里用广普讲述一个杀人犯,最后出现一句泰语;《走鬼》这首歌故事发生在广州天河,根据真实事件来创作,当时摆摊走鬼的人都用普通话交流,所以这首歌很自然地用普通话来演唱,里面还有夹杂了一句英语。”

很可能,严肃乐迷们担心的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五条人生活境遇的改变。

曾经贫穷的仁科和阿茂,现在过着比较标准的中产阶层生活,“其实也不是,还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成为中产阶层之后的五条人,下一张专辑里还会有那些小人物吗?甚至,还会有人吗?

如果他们“杀”了自己,这个空缺恐怕很久不会被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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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是这样的乐队,4月3日在上海育音堂的演出前调音就用了两个多小时。整张专辑的录制联合贝斯排练(编曲)只用了4天,录音6天,配唱3小时。

“御用”暖场嘉宾顶马没有了(在自己的主场为对方暖场是这两支友好乐队的惯例),躲在台侧的报幕员仁科依然致敬解散了的友队,称自己为“……顶楼的五条人”。

现场看到,他们是一支越来越好的即兴乐队。

一路上每一场的编曲都不相同,“每一首都有很多种编曲,用哪一种都有可能”。

简单的一个动机,四个人可以一路玩下去。有大致的框架,但是很自由,又配合默契。即兴段落能听到紧张感,所有成员全神贯注投入其中,收的时候听的人也稍稍松一口气。

如果有一天五条人要做一张只动手不开口的专辑,想必也是精彩的。

去掉人声,他们的音乐很前卫,清晰又克制。人声就非常肆意,大世界的百态都装在里面。阿茂式的“瞎胡唱”(对听不懂海丰话的人来说)前一刻眉飞色舞,下一刻便拖长了尾音跌到地面;仁科唱得狠,力气足,有时候又非常纯情。

打开五条人,现场是比录音室专辑好很多的方式。

小小的育音堂热到爆炸,南方人仁科面对“你们北方的冷”也只有脱衣服一个办法。门口透气的时候看到鼓手和贝司手竟然也出来了。“中场休息?”“轮流休息,里面没有氧气了。”

不是最好的演出环境,但是他们玩得尽兴。光是育音堂五条人就来了三次,“每次来上海都很开心,他们很热情。”

采访时候问他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海丰和广州,街头生活和音乐人的生活,规则的不同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要认真想一下。”仁科顿了一下,“离开海丰时候我是工艺美术学校的中专一年级生,到了广州和阿茂也没混什么圈子。在街头的时候摆摊讲究先来后到,有规则,会礼让。后来做音乐,音乐节上也不会争序位。从街头出来以后我们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无论是对音乐行业还是其它行业,都会保持一定距离。”

事实上,音乐节上即使被安排他们也不愿意去主舞台,因为毕竟还是小众,“舞台太大,三个人在上面像三只小老鼠。”

五条人的老朋友“区区五百元先生”形容他们是“高贵得要命”,不仅因为他们喝手冲咖啡喝茶,听很多音乐看很多书很多电影,还因为“他们没有脱离过海丰,没有进入社会,也没有加入圈子。除了自己跟世界对话,他们就两个人这样对话”。

当然现在又多了两条人,光是胖胖的爱把手机音乐开很响走在路上的于典一个人“就带来了很多很多故事” 。

不对音乐报以发家致富扬名立万的期许,仁科曾表示不想用喜欢的东西赚钱,“情愿去搬砖赚钱。”基本态度是:“对生活没要求,就不会为钱发愁。”

至于老乐迷的担心,可以这样想:音乐那么好玩,它能去到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意识不可及之处。

虽然若盘着每首歌问他们来由,他们能给你聊到维姆·文德斯的《公路之王》(《初恋》)、贾樟柯的《天注定》(《热带》)、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没有过去的男人》(《秧歌舞》)、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楼房来四散起,路不见狗相连》)……

但这些都不是必要知道的。从心所欲,不执着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只对自己负责。这样即便成为中产阶层的五条人有一天真的“搞死”了五条人,也是中产里的“模子”(意指好汉),并无甚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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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粉丝路过
我倒是还是很喜欢梦幻丽莎发廊这张专辑
前不久听上海的五条人小型专场
明显感觉听众要比2015年的时候要多
好几首歌都能大合唱了
这明摆着有普通话歌曲的功劳
再说,他们确实也不在海丰生活了
唱国语歌是必然的
——详细阅读
发表于2017.04.18 19: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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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9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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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7.04.18 15: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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