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出生，其后度过了“非神童式”的少年时代，青年时期的音乐发展也远非一鸣惊人。直至1915年，指挥家的事业出现较大的起色，进而开始腾飞，7年后他成为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也成为了这支乐队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指挥。
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富特文格勒成为唯一真正能够同托斯卡尼尼分庭抗礼的指挥家。
然而，托斯卡尼尼追求客观与超技艺的现代风格引导了新时代的潮流，很多青年音乐家成为他的信徒；另一方面，托氏的魅力固然超群，美国的文化宣传策略（指挥家后来主要在美生活）对于他的宣传也有游离于艺术之外的部分。结果托斯卡尼尼几乎被推为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在美国更仿佛是“七重天以来最伟大的指挥”。
而富特文格勒，在1954年他去世的时候，被视为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是旧式风格的代表——他和他所代表的许多东西似乎已不容于新的时代，当然这是以50年代后期的视角所看到的“新时代”。
在艺术之外，单纯以一个人物的性格来说，相对于托斯卡尼尼的坚定、火热和暴烈，或卡拉扬的一往无前的意志和决心，富特文格勒往往让人感到更多的犹豫，在某种情况下，则是惊人的自我怀疑。
托斯卡尼尼在排练时狂骂乐队也狂骂自己，但他对于自己的诠释，至少是大方向，会坚定不移。而富特文格勒听到某些重要的音乐人士对当晚演出的负面评价时，可能会惴惴不安很长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看到自己的艺术即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怀疑，指挥工作也由于耳疾受到越来越多的困扰；同时代的克列姆佩勒的事业还在不断前进，更不用说卡拉扬这位后来者不断走向辉煌。
目睹此情此景，富特文格勒心中未必能够平静，未必能以对自己艺术成就的信心来削平某种失落感。
但他也未必能够预料，自己去世2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被新一代，也就是卡拉扬之后的一代指挥的中坚力量视为至宝。
阿巴多、海廷克、梅塔、巴伦伯依姆，还有再后来的蒂勒曼都在此列。
他们当中有人听过大师晚年的现场，有人则是通过唱片来接受。海廷克回忆了年轻时听富特文格勒指挥《费德利奥》开头的四重唱时，如同天启的震撼；
阿巴多晚年仍表示，自己排练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前，总要把富特文格勒的录音听一遍；
至于巴伦伯依姆，更是系统研究“富特文格勒学”的专家。
不仅限于指挥家，钢琴大师阿劳也将富特文格勒奉为“演绎者”的理想典范，傅聪亦然。
至于普通的爱乐人，目前他的某一款名演甚至出现同时有近十家唱片公司竟相发行的局面，这是托斯卡尼尼和卡拉扬都未曾享受过的。
著名的音乐学者约瑟夫·霍洛维兹曾分析托斯卡尼尼引发的现象，称后者为“万人迷大师”。观今日状况，富特文格勒就毫无疑问是一位“迟来的万人迷大师”了。
他生前的成功已经如此了不起，而指挥家最高的人气竟还是留在了身后，余波荡漾、绵延不绝，至今未见衰减。缘何有这么大的魅力？
“主观的”“即兴的”等类形容我们常常能在关于富特文格勒的文字中读到。然而，个性的突出或即兴色彩的速度变化等等，在那一代德奥指挥巨匠的身上其实有相对普遍的体现，甚至一些人比他还要突出。
富特文格勒艺术的核心，也是最大的魅力所在，恐怕是两个方面：首先他极深地洞悉音乐发展的思路，一切令人神往的“表现方式”都是顺着这种思路来体现，神奇的强奏效果，或催眠乐队般的速度变化皆然。
申克尔的理论极深地影响了他，他的指挥也得到申克尔的最大肯定，后者甚至称富特文格勒是唯一真正懂贝多芬的指挥家；
另一方面，就是欣德密特与切利比达克先后指出的，指挥家能使演奏的不同部分，结构、句法、音响、速度变化等等，进入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理性的分析同瞬间的白热，不仅没有掣肘，有时整体效果的凝聚更是接近完美的极限。
所以后来的很多指挥家推崇他，却不模仿。因为富特文格勒的很多东西是无法模仿的，但他的内在思路，一些方向性的东西，绝对造福后世，对于伯姆、切利比达克、阿巴多，甚至哈农库特都有根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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