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音乐和西方音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首先表现在“律”上。中国人是发现、操弄音乐最早的国家之一，约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伶伦以管而为“十二律”。在实践中，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中华，各地、各民族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音乐特点的律制，进而形成中华音乐多姿多彩的音乐现象。其中主要有“三分损益律”，“纯律”（亦称钟律）和十二平均律。西安音乐学院律学家李武华提出“三律弗同慎用乐”。三律中“纯律”在中华不少地区、民族中使用，（如秦音、南音、晋音、豫音、维乐、潮音等），这是一种用“摺纸法”而产生的一种匀律。先人以此律而玩弄音乐，并形成“自己的律学传统和民族特点”。
1893年有时称“中华教育会”提出：“如音乐图画等也要连根拔掉或彻底改造”，其后又有一些音乐人从西方习乐归来，大力提倡西方音乐和“十二平均律”，在中华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城镇）形成以西洋音乐十二平均律大统一的现象。“洋乐”改造“中乐”既告成功：
广东是引进西方音乐十二平均律较早的地区，对该地区的原生态音乐有着极大的影响。《广东音乐》初始的“五架头”可谓保持了民间音乐的特质而谓原生态，大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引进西洋乐器（小提琴、萨克管、小号、吉他等）使《广东音乐》在律制上被改造。如《连环扣》，现代人的乐感和记谱都是简），这是一首由“寡妇诉怨”而改编的，原始曲调为：
所以在1955年编的《广东音乐》第一集，其记谱为：
何也？中华乐器屈从于西方乐器（萨克管、小号等）而产生的一种变“律”现象，其中的4、7音为匀律中的“中立音”，大约于潮州音乐中的“重三六调”相似。两者的韵味大相径庭。
湖南民歌中有游移且半升的5音，如“洗菜心”等，由于被改造，这个音被逐渐抹掉了。湖南音乐家罗复常发表在《中国音乐》上的一篇《听“洗菜心”所想到的》，比较详尽地披露了被改造的过程：第一次听老艺人唱了原汁原味的；第二次，听到一位教视唱练耳教师在钢琴上弹唱“洗菜心”，很自然地把此音唱成钢琴上的升5音；第三次，听到一位从艺校毕业不久的女演员唱此歌，前两者都没有了，而是以6音替代。可谓又一例“洋”改“中”的实例。
前不久，一位号称对中华本土传统音乐呵护有加且大力倡导的音乐家也未脱离西方音乐十二平均律的窠臼，对用交响乐队伴奏“陕北民歌”乐此不疲。交响乐队是奏不出秦音的4、7音。陕西音乐家金伟说：“苦音”中用降7，“欢音”中用微升4（实则皆为“中立音”）。与交响乐队合作，只能依附于交响乐队而被改造为十二平均律，或者就是“律制”的“拉郎配”。
关于“和声”问题，不少音乐家、作曲家（黎英海、张肖虎、邵光琛等）都做过探讨，第一，尚不成熟；第二，“大环境”下无法与西方的“和声学”抗衡。但毕竟开始探讨了中国音乐的和声问题，是值得赞赏和发扬的。
然而这种“改造”仍在延扩。
早在许多年前黎锦晖即曾说：“凡为教育行政所推崇的，对不起，整个奴化了。”“中国目前音乐教育仍是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教学的‘主流’。”（瞿小松语）“更糟糕的事，这些专家把这种自卑心理放进了教育体制而传给了下一代”，（沈星扬语）其结果是“从孩子开始（被改造的）已经形成非常西方化的耳朵、思维、审美”（杨青语）。正如居其宏所说：“在一批音乐家倡导与推动下，以欧洲专业规范‘改造’中国音乐的努力”，并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你们（中国）哪里有自己的音乐，你们的音乐早就向西方归化了。”美国音乐教授钱茸文如是说。本来，应该保持本国、本土的中华传统音乐，在大环境下亦步其后尘。“中国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那些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原生态’文化遗产本身，确实真正落到了悲惨的地步。”（沈洽语）
如黄翔鹏所说：“立足发展新文化，也不能愚蠢到丢弃了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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