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交响乐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与西洋油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比较，会很有意思：按照现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由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西洋管弦乐队作品，是萧友梅先生1916年在德国留学时创作的《哀悼进行曲》；而中国人创作的第一幅油画，有据可查的是1610年由利玛窦的中国弟子游文辉在北京完成的《利玛窦像》。同样是西方艺术，油画在中国本土化早了整整300年。但其实利玛窦1583从澳门到广东肇庆时，曾带入了一架古钢琴，而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首钢琴曲，也要到330多年后才出现。造成这个巨大时间差的原因非常复杂，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种子”能够立即在中国生根结发芽，而同时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之种，在中国的“发芽”却要到二十世纪初，这例证了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艺术形式，在与其它地域文化的融汇过程，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

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曾经受惠于宫廷。在没有照片的时代，画像是让子孙后代了解自己尊容的唯一方式，而西洋绘画在透视临摹方面的优势，令当时的天朝皇帝立即发现了这一“洋技”的有用之处。而音乐，无论中外，实在没有类似画像、造图这样一目了然的“用处”，尤其中国文化中又有“歌以咏志”、“靡靡之音”等等强调音乐教化作用的传统，那“洋乐”岂不是在教化“洋志”，没人搭理甚至避之不及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市民层面，十九世纪末之前的西洋绘画作品还不存在让人“看不懂”的问题，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强调“意境”的文人画反而更“曲高和寡”，西洋绘画在民间的“雅俗共赏”没有什么隔膜障碍。而音乐和语言有类似之处，不熟悉它的“语汇”习惯，就很可能像外语一样“听不懂”。加之西洋乐器演奏的入门技术掌握起来相对复杂困难，即便学会了在当时也没什么用，被冷落甚至完全搁置也很正常。

一项艺术形式成熟后，“为艺术而艺术”是可能的，但它的肇始，通常是要有个很实际的理由，特别是那些需要协作完成、耗资较大的艺术形式，比如建筑、大型壁画和雕塑、交响乐等等。器乐独奏曲的演出可以由作曲者或亲朋好友完成，而将交响音乐由乐谱上的音符变为实际的音响，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所以作曲家的交响乐和歌剧创作，通常是要知道有演出的可能，才会真正动笔。中国早期的音乐家即便有写交响乐的想法和能力，在一个闭塞的、没有交响乐队的国家，也不太可能将这种构思落实为实际的创作。所以中国人最早创作的管弦乐队作品诞生在欧洲，但这首《哀悼进行曲》也要等到1925年3月为悼念孙中山逝世才首演；萧友梅先生的另一首管弦乐队作品《新霓裳羽衣舞》，1923年由他自己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首演，当时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已经有一些初具规模的交响乐队在进行日常性演出了。中国第一部相对成熟的、可供音乐会实际演出的管弦乐队作品——《怀旧》序曲，是黄自先生1929年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同年的首演也是在耶鲁大学。可见能够有机会上演，是作曲家创作交响乐的前提之一，也是作曲家在那个没有电脑和打谱软件的时代，耗神费力一页一页的写总谱、请人抄分谱的主要动力。

1949年后中国内地创作的交响音乐作品，至今传为经典的，多为芭蕾舞、电影音乐和各类节庆序曲，以及诸多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素材的交响组曲；《梁祝》《黄河》等经典协奏曲则是自上而下西洋乐器“民族化”的实验产品。这些都表明交响音乐的创作比器乐独奏、室内乐的创作更加“贴近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能不能演”直接关系到作品创作的数量和类型。因此中国西洋交响乐的创作，是与中国西洋交响乐队的发展、中国艺术音乐市场的推广，三者共同成长、相互促进的。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交响乐创作和交响乐团的建设，直接学习苏联模式，大量的留苏学生和苏联专家援华、数栋可供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苏式建筑、直接照搬苏联艺术活动及院团体制编制，造就了中国交响乐的第一次辉煌。二十世纪80、90年代随着国门敞开，欧美国家和国内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国家艺术管理体制逐渐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交响乐团职业化改革，以及中国作曲家在交响音乐创作技法及审美上的国际化和多元化，中国的交响乐团和交响乐队作品开始面向世界、走向国际，国内交响乐演出市场也初具规模。

文艺、体育未必与综合国力有必然联系，很多贫困、闭塞的国家也可能在某一体育项目出现世界冠军，或在某一艺术领域有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但交响乐和足球则是一定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实力相辅相成的。世界上的交响乐强国，也都是足球强国（至少不弱），更是经济、文化强国。因为交响乐与足球不是靠某个不世天才的一己之力，或者政府集举国之力短时间可以“搞上去”的，它们需要几代人在技术理念方面的传承完善，更需要有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如果想要在交响乐、足球领域达到更高的世界巅峰水平，还需要让专业天才的独特个性与团队整体协作性，这两个互有矛盾的创造性因素，达成最有效率的平衡。这不仅需要团队管理者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更需要国家体制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包容与支持。

中国交响音乐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历史，之前虽然在国内的音乐学领域有许多学者做过严谨的研究，但在音乐舞台上，这段历史中的经典作品被上演的机会并不很多，至少比同时期的声乐作品更不为人所知。这其中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有市场环境的原因。这次国家大剧院的“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集合了全国交响乐团和指挥、演奏家精英，系统的展现中国交响音乐自诞生以来的经典作品，是一次难得的对历史认真的回顾与重现。但对于其中很多并不具备特强“市场竞争力”的作品，在此次盛会之后，能否成为国内交响乐团和音乐舞台的常备曲目，笔者并不乐观。如果这些学术性远高于娱乐性、历史价值远高于市场价值的作品能够有高质量、成系统、国际水准的录音和唱片制作，对于中国交响音乐的历史与未来，同样是意义非凡的盛事。（原载《国家大剧院》杂志，标题为杂志编辑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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