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感与诗意:德国音乐欣赏三境
刘雪枫 于 2016.05.05 14:05:03 | 源自:微信公众号-音乐共同体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10.00/10

对音乐的感觉永远在当下。这句话在今天感触尤其深刻。当我多次被迫做出我对德国音乐的个人选择时,我的答案总是颇费踌躇,前后不一。德国音乐历史悠久,发展过程中既自成体系,又博采众长,并惠及他国。博采众长指的是它先后受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影响,惠及他国则有亨德尔之于英国音乐,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于维也纳音乐。虽然在今天我很不情愿将莫扎特(他的出生地萨尔茨堡在当时属于巴伐利亚公国辖境)、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置于正宗德国音乐之外,但是我即将说到的德国音乐欣赏“三境”却为纯粹计而刻意回避了奥匈系统。在我看来,我最近经常聆听的巴赫、门德尔松和舒曼以及瓦格纳不仅是正统德国音乐不同阶段的代表,他们的音乐内容也分别彰显了德国文化中的三个重要范畴,即理性、情感与诗意,以其概括欣赏德国音乐的三重境界,正是我多年来对德国音乐情有独钟的宝贵心得。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植根于德国中部的宗教文化土壤,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为巴赫的大量“职务作品”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持和受众拥戴。尽管我不否认现实社会中的巴赫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但他的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圣乐,无不受到理性的制约,其中甚至能够感觉到作为清教徒的“禁欲”意味。当然,从理性角度出发,巴赫的音乐所描述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神对人类的悲悯,人类对神的虔诚的信任与依赖。这里没有小我,只有大我;没有索取,只有奉献。巴赫生活中的世俗性与音乐中的神性,构成了德国音乐理性主义时代的奇观,似乎已经预见了启蒙时代的曙光。巴赫正是以音乐诠释了神与宇宙的关系,用音符的结构描摹了世界的结构。

聆听巴赫的音乐毫无疑问能够唤起心中的崇高,但这种崇高其实已经与人的个体无关了,比如《马太受难曲》和《约翰受难曲》以及《B小调弥撒》都是可以作为最好的宣教书的,它首先唤起的是人的悲悯自责之情,在耶稣受难的故事中赞颂牺牲精神,期待被拯救的喜悦。在巴赫那里,音乐的力量就是让心中的爱自然发生,这是大爱,是泛爱,与基督教义同出一辙。我们也可以把《戈德堡变奏曲》、《平均律》、《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帕提塔》、《大提琴组曲》当做日常生活的“圣经”,它们确实能够起到涤荡心灵、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对这样的音乐着迷,生活便有可能趋同于巴赫的取向,既世俗又满足,既单纯又快乐,既清心寡欲,又充满无限的激情。

孕育巴赫的德国却偏偏是浪漫主义音乐的滥觞。德国的早期浪漫主义音乐表现在对大自然的依恋和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分别以卡尔·玛利亚·威伯和罗伯特·舒曼为代表。限于篇幅并为了切题,这里暂时略过威伯。与舒曼同时代的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同样是情感充沛的作曲家,因为他对巴赫的发现与认同,我们甚至可以把他当做德国音乐的“道统”维系者或守护者来看待,尽管他的音乐与巴赫大相径庭。或许我们今天仍然对门德尔松的交响乐作品津津乐道,但作为巴赫的守护神,他的清唱剧《保罗》和《以利亚》更应该受到重视,它们借鉴了巴赫的风格,却使浪漫主义的情感因素渗透其间,让神和圣徒也像人类一样情绪跌宕,感同身受。舒曼也有类似的作品,《天堂与仙子》不仅意境极美,而且爱意浓郁,在富于神性的故事中织入人间的喜怒哀乐,爱欲纠结,内在的骚动,救赎的渴望。

细腻而丰满的情感描绘是门德尔松和舒曼钢琴作品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无词歌》还是《狂欢节》和《童年情景》都是内心的独白、诚挚的倾诉。我们再也看不到巴赫式的世界结构的缩影,听到和感觉到的都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的情感世界,充满个性,生动鲜活,充分体现了人性挣脱羁绊的张扬和奔涌。

门德尔松和舒曼的浪漫主义是非常典型的,他们都将文学引入音乐,并对两者报以足够诚意。门德尔松天性中有圣徒的基因,所以他挥霍无度地燃烧自己的生命,在音乐的操劳中英年早逝。舒曼点燃的是自己的灵魂,他脆弱的神经中枢盛不下情感的洪峰,重视泛滥的情感毁掉自己的肉身,这又是德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奇特现象。

诗意的哲学是德国文化的解药。歌剧作曲家瓦格纳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所以他不仅以诗意构建了“综合艺术品”的巨厦,而且将德国音乐的表现力推向极致。他用浪漫主义最繁复的音乐语言,从具象与抽象两个层面,描摹了想象世界的结构,刻画了神、半神半人和人以及更低级种族的思想与情感。他在精神上复活了古希腊的诗情,在概念上开辟了音乐的全新定义。在瓦格纳的诗意当中,人类的理性变得不近人情,而情感的丰盈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歌剧史上爱情悲剧的极致,是浪漫主义和声的巅峰;《尼伯龙根的指环》让众神屈服于人类的爱情,同时将人类之爱升华到最高贵神圣的境界;《罗恩格林》和《飘泊的荷兰人》所反映的是男女双方的救赎力量,汇聚了德国文学二三百年所蕴藏的类型特征及本质诗意。

瓦格纳在他“综合艺术品”中所凝聚的诗意的力量,虽然解了德国浪漫主义音乐中以个体为中心的多愁善感、神经高度敏感脆弱之毒,却将更大的毒素渗入以音乐为核心的德国文化之中。他的关于世界意志和表象的“诗意解读”,给了尼采之流疯狂视角的灵感,从而导致德国文化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晚期偏离主航道,一步步驶入不可知的暗礁险滩。音乐亦不能幸免,即便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苦心孤诣,也无法阻止理查·施特劳斯和马勒交响乐时代的到来。当德国音乐与奥地利音乐彻底合流的时候,音乐的德国时代便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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