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音乐学的学者提出河南舞阳出土已有八千年历史的精致骨笛，与四千年前龙山文化粗糙打制的石磬以及埙缺乏联系的问题；八千年前的骨笛的刻痕和多达七个经过计算的音孔，以及它所发出的音阶说明，当时的音乐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比它更晚的，四千年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磬和埙却在音阶等方面却落后于比它更早的骨笛。这使我们的音乐学家迷惑不解。
1987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遗传学专家通过基因研究，在人类线粒体DNA上发现全世界的现代人起源于一个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女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夏娃说。2006年中国和世界上的遗传学家又采集的一万多个东亚人的血液标本，通过男性遗传的Y染色体分析，进一步证实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这就是再次震惊世界的亚当说。并且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非洲人是分两次走出非洲到达世界各地的：第一次是地球处于冰河期的三、四百万年前；第二次是在三万五千年前。根据这一结论推测，170万年前的中国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三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都是来自非洲。只不过有的是第一次，而有的是第二次走出非洲的非洲人。
在我国银川水洞沟和广西柳江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酷似在非洲和欧洲第三阶段的石器，这些石器小巧精致，和我国新石器时期普遍出土的第一阶段的原始粗糙石器区别很大。为什么时间更早的旧石器的遗址中发现的石器会比时间更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的石器更小巧精致、先进呢？这个问题迷惑了考古学家，后来有学者根据遗传学家人类是两次从非洲来到世界各地的成果推测：这些小巧精致的先进石器是第二次走出非洲的非洲人带来；那些粗糙的第一阶段石器是第一次走出非洲的非洲人带来的。同样，我们河南舞阳出土已有八千年历史的精致骨笛，与八千年前龙山文化粗糙打制的石磬以及埙，是不是这同银川水洞沟和广西柳江旧石器遗址中，酷似非洲和欧洲第三阶段的小巧精致的石器，与我国新石器时期普遍出土的第一阶段的原始粗糙石器一样，是分两次来到中国的呢？如果石器问题站得住脚，同样也适应我国发现远古乐器演变时间上的这一矛盾。
这些使我想到了前几年在香港凤凰卫视中看到了一个香港组织的，访问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电视记录片：片中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埃塞俄比亚农村儿童，蹲在肮脏的地里熟练地吹着一个泥土做的、圆圆的东西使我惊呆了！这拿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儿童手上吹的东西，竟和我国从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乐器“埙”不仅外型一模一样，声音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新石器时期就有了的埙怎么跑到非洲偏僻贫穷的乡村去了，又怎么会成为儿童们的玩具？莫非这乐器是中国民族音乐代表团送给非洲乡村儿童的救济物品？还是埃塞俄比亚原本就有的乐器？我想，这个从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埙，很有可能与银川水洞沟、广西柳江发现的先进石器一样，是非洲人第二次走出非洲时带到中国来的。这与银川水洞沟和广西柳江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精致石器，与新石器时期普遍出土的原始粗糙石器时间上错位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同样，在两三百万年前的非洲人给东方带来了粗糙的石器，和三万五千年前非洲人第二次给东方来的先进的石器的同时，也应该在两三百万年前的非洲人给东方带来了粗糙的只有四声的埙；三万五千年前的非洲人也给东方带来了具有完整七声的骨笛。也许甲骨文所示的磬和鼓，是第一次走出非洲的祖先带来的，或者是非洲人来到东方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自己创造的。当然，这还要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论证。这也许能够说明，对于远古时代的人类历史，只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告诉我们，才会给我们一双比文字考古看得更为遥远的眼睛。
对于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的乐器考古，我们还得依靠文字、和对社会现象的综合分析才能把它弄清楚。如文字中包含了太多文化信息的乐器——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传统的中国社会，不论贫富，凡是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世界，父母第一件为孩子要做的事就是给刚刚来到这世界的孩子取一个非同寻常的名字。这个名字有的要求要具有纪念性，有的要具有哲理性、时间性等等，可以说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甚至还要请来族里的重要头面人物仔细商议。中国人的姓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特别的位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等警句或成语就是这个原因。它不同于国外的人名只是作为区别于别人的符号意义。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名份”中所包涵的那沉甸甸的重量。
阮这件乐器的名号就很有意思。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件乐器的情况。
阮过去只是一件不起眼的伴奏乐器。建国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建立。由于大型乐团对各个声部的扩展，阮那似法国号一样的柔和，能融汇各种乐器的个性，使很多的作曲家们对它特别青睐。所以阮的地位在民族乐队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现在有了阮的独奏音乐会，有了阮演奏家，在一些音乐院校成龙配套的器乐教师队伍中，也有了阮的专业教师，阮的教材。虽然许多演奏家并不在意也不关心它的家谱，但是，这件乐器的来源，有的音乐史家曾经提出过疑问，似乎它并非音乐史中所言它是由拨浪鼓所演变。据我看，疑惑的地方首先是它的名字：我们知道中国乐器传统的命名习惯是单名：如磬、钟、琴一样。虽然阮也是单名，但是，它有一个从复名到单名的变化过程：首先说它是源自鼗鼓，所以有弦鼗的名字，后又称其为琵琶；汉代时，曲项琵琶传入中国之后，也许是它的使用率比曲项琵琶低，它改称为秦琵琶；也许我们的祖先感到这名字也不合适，不知道哪位好心的老祖宗见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喜欢这乐器，所以给它取了一个：“阮咸”的名字。也许又为了和人名区别，或者由于中国传统乐器习惯用单名的原因，甘脆把阮咸的名去掉，留下它的性，叫它做“阮”了。我想，如果它是我们民族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容忍它与另一个外来的乐器琵琶共用一个音译过来的名字？后来又怎么把它让了出来，把一个人的名号、姓氏当作这个乐器的名号？虽然是乐器，但这沉甸甸名号怎么会随随便便没有尊严地换过来换过去呢？祖先似乎对这名字的态度一反常态，把一个严肃的大事弄得这样随便，这里面恐怕还另有隐情。也许，这阮本来就是一个不知从什么时候传进中国来的。当然，这个“中国”已经不是远古时非洲祖先来到东方时见到的那片荒芜的史前“中国”，而是遍地盛开文明之花的“中国”了。虽然“埙”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我们对文化并不发达的远古考古不能与遗传学家的DNA分子生物科学考古相比，但是，对于文化发达的古代社会出现的乐器，或者从外域传入的乐器，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多变，我们从文字方面、社会实践等等多种方法来考证它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人文学科中，没有自然学科中那么多严谨的公式、法则可循，它就像天空中的彩云一样，永远是绚丽多姿，却又变幻无穷。 尤其面对中国的文化特殊性，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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