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Bob Dylan推出《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这是一首经典的反对战争、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歌曲，结尾一段唱到：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要牺牲掉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关于这首歌，迪伦说过：我认为最有罪的是那些看到不对的东西、心里也知道那不对但就是不愿正视的人。事实上，这首歌在促使人们反思战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美国种族隔离和越战的结束都与之不无关系。在证明流行歌曲的力量能有多大方面，这首歌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

在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中，齐豫演唱了一首《答案》（罗青词、李泰祥曲），歌词只有短短的两句：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虽然歌曲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在齐豫美声般华丽的演唱中，这两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却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和《Blowing in the wind》一样，这首歌提出的问题也是人们都看得到并且有各自答案的，但我们却都不愿正视它。很多时候，只要正视问题，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回避本身反而是最大的问题。

人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总是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契诃夫有篇小说名为《满是问号和感叹号的一生》，读罢让人感到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大惊小怪中过去了。除了上面那两首歌中关于社会问题的宏大求索，更多的歌曲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人生之谜的，在这方面，李宗盛是当仁不让的大师。在我称之为“李宗盛式追问”的一系列作品中，他常常于人所不经意处发现问题，其词浅意深，其一针见血，皆令人观止。比如他1986年的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里的《一个人》，所写内容来自他此前十年人生最彷徨时候的体验，其中写道：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一个人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找/怎样的答案，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好。那个时候（即1976年），他学习一塌糊涂，处处饱受冷眼，不知何处突围，急切地想找到一个人生答案；到1985年，他选定流行音乐为一生事业方向并小有成就，在为张艾嘉写的《忙与盲》中，他提出的问题是：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不让别人失望？这和《一个人》一样，都写出了年轻人在奋斗期的迷惘；1991年，在《凡人歌》中，他似乎看透人生，一派接受一切的豁达：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在这里，问题即是答案；到2013年，在总结种种人生得失和感悟的大作《山丘》中，他的中年心境，他的五味杂陈，他的纠结不甘，都一览无余，可是，在结尾的部分，他仍然提出了一个似乎和全篇内容不大搭调的问题：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这是一种回归，显示出一个有过各种人生体验的人试图回到初心的努力，而这种回归因其曾经绕弯过而更加动人，这种努力也因其曾经世故过而更加温暖。

人有时苦于没有答案，有时却又苦于到处都是答案，因为答案常常就意味着命令，意味着要求，意味着一种非此不可的规则和约束，这让人生变得没有选择，没有开放性和可能性，恰恰是这一点常常是让渴望自由的人感到难受甚至窒息。何勇的代表作《钟鼓楼》写于1994年，以其京味和流行的完美融合而著称，歌曲内涵更是直到今日仍有其直抵人心的力量。其中一段是：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不仅意味着人有可能因此陷入选择的难题，更意味着人真正的自主选择将越来越少，他的人生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标准答案给限制和规定好了。那些答案，那些道理，都听起来很美，可它不一定适合某个具体的个人，也不能解决许多非常个人化的痛苦，电影《后会无期》里的那句台词说的就是这件事，堪称一句金句：懂得了许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人就是这么复杂，他有时追求明晰和确定，希望有个一目了然的答案摆在面前，有时他又渴望未知乃至神秘，这个时候，就真的应该让“答案在风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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