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条人乐队写出《广东姑娘》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很奇怪居然从来没人用过这个名字做歌名。于是，他们的新专辑干脆就命名为《广东姑娘》。
五条人第一次演这首歌，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那是一年多以前在束河李亚鹏的酒吧“一号立井”，他们和黄耀明等一起随意弹唱玩儿。黄耀明喜欢这首歌。不过，当时的版本歌比现在多了两句歌词，大意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自己的小房间”之类—这就一下子降到赵雷《南方姑娘》的水准了，油盐酱醋风油精樟脑味儿一股脑扑面而来，民谣的最大毛病，就是容易一抒情便流于矫情。
幸好五条人很快做了矫情阑尾炎切除手术，才有了现在这个版本，才不囿于男女情爱卿卿我我，才有了“广东姑娘”应有的历史维度和想象空间，才有了一种百感交集欲言又止的韵味。
1986 年 3 月 17 日，达明一派发行首张 EP《继续追寻》，选择在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广东 Disco 首发演出，他们播放了 Japan 乐队的《Canton》一曲，又翻唱了他们的《Cantonese Boy》（广东男孩）。
这个史实是后来我告诉五条人的。《广东姑娘》是一次意外的致敬。假如要再往回追溯，还可以追溯到 David Bowie 和 ggy Pop 的《china girl》（中国姑娘）—而 1983 年，刘以达还曾在一张名为《香港》的合辑中推出过一首《China girls》，也算是向 David Bowie 致敬。五条人当然也热爱 David Bowie —茂涛喜欢穿印着 David Bowie 头像的 T 恤。不过五条人与电音无关。而无论是 Japan 还是 Bowie，他们的电音酷感都深深影响了达明一派。发表于 2006 年的《南方舞厅》充满了七八十年代春光乍泄的电音氛围，以及初春夜色般流淌的旋律，当然还有周耀辉温暖而不失清高的词。
而《南方舞厅》的情调无疑影响了《广东姑娘》。五条人以海丰方言福佬话（即闽南话），打破了粤语对“广东歌”的垄断，也拓展了“广东歌”的内涵和可能性，而这张新专辑一改以往的方言路线，多数是国语歌，《广东姑娘》这张唱片的趣味之一在于，五条人以国语歌和海丰方言歌曲，双管齐下地完成了对粤语流行歌传统的一次致敬。
主歌副歌的传统结构，五声音阶，旋律优美，和声动人。在主打歌《广东姑娘》周围还簇拥着其他几首旋律化的金曲，其中《美丽潇洒英俊漂亮》的嘉年华曲式尤为动人，而《晚上好，春天小姐》才是最佳金曲，一首中国民谣史上的杰作，这两首歌，一首献给夜店小姐，一首献给站街女。
当《我哈你》中悍然高唱“我们的爱情甜得似蜜”这样烂俗的比喻时，你可能会把它一把掐了，改去听五条人的好基友“腰”乐队的《我爱你》。五条人的这些歌未免过于甜俗—但这正是这张唱片的最有趣之处：一方面很多旋律甜美到了甜腻的地步，一方面又尽量摒弃文艺腔调，尽量摒弃书面化修辞的修饰，用最普通的普通话去表达普通人的情感。在民谣越来越诗歌兮兮的眼下，五条人堪称反动，然而他们懂得如何用最直白的语言表现诗意，比如，“你看那风，有时往东吹，有时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样吹乱的啊”，这是诗意，不是诗遇上歌。
新专辑的一大变化是电吉他，仁科从手风琴小王子变身电吉他骚客。这电吉他的音色也是怀旧的，俗丽的，像是粤式甜品，又带有海风的咸味儿。那是八九十年代广东歌厅的风情，假如说达明一派的南方舞厅带着璀璨国际都市的冷艳酷感，那么五条人的广东歌厅散发着更多草根青年的山寨活力。县城的相对落后和落伍，反而让五条人更能捕捉到旧日时光。在 KTV 和夜店时代汹涌到来之前，从大城市到小县城，歌舞厅和录像厅哺育了一代青少年，他们分享了张国荣张学友的歌，也分享了郭富城郑伊健的发型。在广东，歌厅和录像厅的外面是大排档，但大排档如今也已式微了。因此，我把《龙哥有真爱》视为一曲香港流行文化的赞歌—准确地说那根本就不算歌，只是两个广东烂仔在大排档上就着两瓶珠江啤酒和两盘牛肉河粉的一场赤膊胡逼吹牛，这又是对这张专辑那些甜美情歌的反动。歌中吹道：阿龙以前在上海十六铺做大佬，而阿凤做鸡，阿龙经常唱张学友的情歌给阿凤听。显然，这两个烂仔是看多了《我来自潮州》之类的香港黑帮影视—上海，香港，潮州……这是历史的狐步舞，也是流行文化的循环。
2014 年，黄耀明在其“太平山下”红磡演唱会上，以个人成长史来述说香港故事。比如，在大屏幕上打下四个巨大的字：我的母亲，并出现了他的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一个来自潮州的香港工厂女工。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姑娘》这首歌也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母亲，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五条人的仁科和阿茂曾经想这样拍这首歌的 MV：让自己的父母在工厂里跳舞。“广东姑娘”是一个历史情感符号，而这张唱片，就是一幕幕恍若隔世的通俗爱情旧戏。 假如有朝一日，黄耀明能将《广东姑娘》翻为粤语版，那将是一个完美的历史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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