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民谣、实验音乐家小河“空山游”全国巡演广州站演出。在为这次巡演拍的开场视频的结尾处，小河指着自己的耳朵，神秘地号召大家“要仔细听你的听”。这句话特别有意思，这里试着展开谈一谈。

“听你的听”——后一个听字可简单理解为生理过程，音乐通过耳朵进入你的脑子，再基于你或通过经验、或通过训练而得来的审美惯性，从而带来某种介于或好听与不好听之间，或有感觉或无感觉之间的反应；前一个听字则是对后一个听字的审视、辨析、质疑乃至推翻和重建，即将你对这音乐产生的审美反应而不是那音乐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去提出诸如“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听”或“你为什么觉得它不好听”，“这音乐令你感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这音乐令你恶心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并努力作出回答。

绝大多数人在完成生理意义上的听后随即终结与那音乐的关系，倒多是音乐家本人、批评家乃至哲学家去从事那第二层的听的工作，这是他们的职业所致。至少，音乐家要去考量这些音乐在听众那里是否达到其预期目的，批评家则对这种达到与否做出分析，哲学家更要从政治、道德、经济的层面来铺陈、整理出自民众那生理的听处所触及、暗示、鼓动、引发的社会后果，并对此拿出分析结果和处理意见。

此间例子有很多，孔子和墨子对音乐意见相悖则是特别好的一例。从这两位对人活在世上的第一义的不同看法说起——儒家说，“义也者，宜也”，此处的宜指做某事的动机和居心是正当的，那么此事即为义；墨家说，“义，利也”，利指做某事产生了好的结果，这样才可谓之为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扼要地将这种区别概括为，赋予某事物的合理性，“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则是一个‘为什么’。”

其区别《公孟篇》中有一节说得很清楚，且牵扯到了对音乐合法性的质疑——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音乐确实不能像房子那样如此鲜明、实在地解释其功效，特别在没有音乐工业的古代，人们甚至不能用它来丰富市场，乍看去，其作用只有墨子所说的，既费钱财又不能救百姓的贫苦，既不能保护国家又使人养成奢糜的习惯。“听你的听”——这就是墨子从音乐的听那里听到的。所以他写出主张 “废乐”的《非乐》来，不仅音乐，还有雕刻、建筑乃至烹饪等等这些仅能予人以感官享乐、却无应用建设之用的美术，在将重点放在事件的结果而非动机之上的实用主义者墨子看来，以上种种全部应该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地予以废黜。

孔子却极重音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最重要，君子如是，国亦如是，甚而将兴礼乐作为审核治国程度的最高标准。他几乎没有提及墨子所关心的音乐会带来什么这个问题，而仅是去描绘心地高洁的人才会演奏出质地高洁的音乐。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的乐评，“听你的听”——这就是他从听那里听到的，他评价的不是《关雎》本身，而是谱写、演奏及有能力欣赏《关雎》的人，若普世皆为此等君子，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人间。

所以你说孔子和墨子对音乐的态度相悖没错，说他们分别在谈论一件事的两方面也可以。孔子的意思是，好的音乐是好的国家，好的人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国家和人民理应享受的东西；墨子则认为这样的享受终归会令好的变成坏的。总之，假设在一个没有人去谱写、演奏、欣赏《关雎》的世道，如若所有人都去听《小苹果》或死亡金属，那就如墨子与儒者所辩了：“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

所以，作为一个不是音乐家，不是批评家，也不是哲学家的普通的听众，我们也要为自己负起“仔细听你的听”的责任。一个人喜欢的音乐反映这个人的价值观和性情，一个社会的流行音乐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听他们对那些音乐的听，便是对那性情和世道的估评。墨子和孔子的相同处或是皆同意乐由心生，心亦由乐反生，这是一个所谓辩证的循环，由此，一个社会至一个人都千万不可低估音乐对自己的影响，哪怕那些在超市、地铁、出租车上无孔不入地侵入你耳朵的音乐——没有任何音乐可以左耳进右耳出，而不在你的脑子里留下一点痕迹，它们对人心的影响和侵蚀难以言喻。

所以要一日三省吾身般地去听自己的听，如灵魂出窍般去审视那个正陶醉或正恶心于某种音乐中的自己，把这种对听的听当作镜子，看看自己眼角有没有眼屎，脸部有没有痉挛。在这一层面听清楚之后，再进而去选择自己的听，乃至不听亦可，却不能把自己的耳朵像一个弃婴一样扔到大街上任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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