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首演55周年
两只披着中国彩衣的蝴蝶，轻轻地飞到小提琴上，在四根银弦上跳舞，这一跳，五十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钢说：“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写了一首纯情的作品。”其实，它是一个民族对爱情与人性的盛大礼赞，是“苦难与光荣”共同铸就的不朽神话。
1959年的那一幕
1959年5月27日下午3点钟，在兰心大戏院，那是《梁祝》首次公演，是作为参演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上海之春”前身）节目而亮相的。那一天，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指挥系的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那天我们都很紧张。何占豪坐在乐队里拉琴，我躲在侧幕后面，揣测着这首乐曲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陈钢对记者说，当时剧场内600个座位满坑满谷，坐着全国各地主要文艺团体的领导，还有来自各地的音乐家和乐评人。据陈钢透露，当时与俞丽拿一起排练的小提琴演奏员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她叫沈榕，技巧也相当棒，两个人的组合相当于AB角，后来沈榕去香港发展了。
“俞丽拿的演奏特别投入，非常动人，真是太完美了，她简直就是祝英台，用琴声泣诉，用琴声唱歌，当指挥划出最后一个圆弧后，全场居然没有一点动静，我脑子也一片空白。大概过了十几秒钟，全场掌声乍起，接着是长时间的鼓掌，不徐不疾，不重不轻，没有丝毫的做作。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何谢幕，樊承武领着俞丽拿向观众致谢，一遍又一遍，我看到俞丽拿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了，最后怎么办呢，指挥宣布：再演一遍！这是《梁祝》演出史上唯一一次以再拉一遍谢幕。我看到台上许多观众，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和何占豪也哭了……”
然后，孟波走上台向观众致谢，何占豪从观众席走上台，陈钢从侧幕走出。第二天，全上海市民都知道了三个人：何占豪、陈钢和俞丽拿。
年轻人遇到了好领导
陈钢称孟波是一位“好领导”，话语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与敬佩。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是出于一种纯洁的真诚。很快，学院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之中就有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俞丽拿、沈榕、张欣、朱英等。
陈钢回忆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在报选题时几个成员分别送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组长何占豪因为熟悉越剧，就报了一个《梁祝》，不过他心里也没底。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并没有随大流，就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圈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这么一圈，就没有《梁祝》了。
《梁祝》的创作，是在管弦系领导刘品和丁善德教授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从小在越剧旋律中成长的何占豪，从越剧尹派唱腔中“妹妹啊”以及《白蛇传》中的音调中提炼、发展成爱情主题和《楼台会》主题。但是，陈钢对记者强调：交响音乐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光凭素材和几个旋律，然后按情节来叙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响乐的思维是立体、复合和写意的，而交响乐的结构与色彩又是如此的缤纷繁复，有呈示、有展开、有再现，还要有主题与副题的对比、冲突，以及通过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和感情的升华。而这样的“音乐高层建筑”，决非一个业余组合所能胜任的。所以，当进一步创作遇到这个瓶颈时，院领导就决定派作曲系高材生陈钢与何占豪合作完成这首献礼作品。
陈钢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在酝酿第二年要交的毕业作品，所以一口谢绝。后来我的老师、副院长丁善德教授与我谈了几次话，说这是重要的献礼任务，靠管弦系的业余创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如在时间上有困难的话，毕业作品就不要写了。这样，我才答应与他们合作。我与何占豪用课余时间奋战了三个月，总算完成了这首作品。”
在陈钢加盟后，丁芷诺为了保证作品的完成，自动退出。她是丁善德的女儿，这样一个机会她等于让出来了。事实上，丁芷诺的风格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陈钢写好总谱后，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学院参加排练，到了学院却发现这个谱子丢在路上了，那可是急死人的事情。陈钢说可以重写，但时间上不允许，已经退出《梁祝》创作的丁芷诺知道后主动提出帮陈钢配器，总谱上“草桥结拜”的那小段快板就是她配器的。
“民族化”的成功尝试
“《梁祝》的令人感动之处在于它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陈钢的回忆忽而激动不已，忽而又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伤感中，“这种感动不是简单地叙述一段爱情故事和民间传说，而是以‘美好的粉碎’和‘悲剧的升华’来喻示人与社会间的共存、抗争与命运的不可预测与无法抗拒，但在地球上受尽磨难的人还是仰望星空，心向月球。人性与爱，是世界上所有艺术共同追寻的最大的命题，最美的主旋律，因而也是最感动人的心灵催化剂。”
他还强调：“《梁祝》的成功还在于中外的嫁接和古今的交融。《梁祝》的音乐素材来自越剧，但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越剧唱腔按情节发展设置的曲调连奏。交响音乐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音乐平台，在创作时首先要用交响思维来统领全曲；而同时也应该具有民族特色，但民族特色首先应该表现在特有的民族神韵与表现手法（如用紧打慢唱造成的戏剧效果），而不应强调具体的乐器和演奏法上。如在配器时，我曾想在小快板段落用一组民乐弹拨器（琵琶、三弦与月琴）来渲染梁、祝“共读同玩”的情景，但在第一次排练时，什么都听不见了，因为被管弦乐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想突出它，请他们尽量弹响，但听到的却全是噪音，第三次民乐手开会没来，我觉得反而纯粹了，第四次排练时就干脆不要了，用提琴的拨弦代替。所以，我认为‘民族化’的关键不是乐器，民乐在非用不可的时候用才有效果。像《梁祝》中的板鼓就是这样，在表现祝英台‘呼天抢地’的悲恸情绪时，所有的打击乐器都显得无能为力，只有板鼓才能产生直接击打到你心坎上的奇效！”
后来陈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他写道：“尽管我们（指他与何占豪）在文化背景和性格气质上迥然相异，但我们居然合作得如此默契、协调，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之故，也是由于历史的驱使与历史的偶然所致；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首乐曲的创作中，不但具有共识，而且更具有当时青年人所特有的纯情、无私和奉献精神。所以，我们的合作才不是那种表层的旋律加配器的‘凑合’与‘撮合’，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从乐曲的情韵、色彩与结构、语言的高度统一，浑然一体的‘化合’与‘融合’。这样的合作，也许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成功之例，因此，也是值得眷恋和难以忘怀的。”
《梁祝》的初稿完成后，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波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但孟波解释说：“艺术中的流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听了这个意见，实验小组着手修改，很快就完善了，在音乐结构上也达到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孟波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钢说。
1959年5月4日，在学院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钢琴伴奏，在大礼堂里试奏了加入“化蝶”的修改曲。演奏完毕，由何占豪上台代表两位作曲者发了言，陈钢赶回家为协奏曲配器，因为再过二十多天，这部作品就要在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正式首演了。
“蝴蝶”飞出了国门
《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诞生不久就飞出国门，飞到世界各地。第一个将《梁祝》介绍到国外的是著名指挥家曹鹏。1955年，曹鹏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大师列奥·莫列茨维奇学习指挥。按学院惯例，每位学生毕业时都要举办作品音乐会。1959年秋天，临近毕业的曹鹏向老师提出要开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题音乐会，老师表示支持。他听到刚刚诞生并获得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但他手头没有《梁祝》的总谱，就写信给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妻子惠玲，几经周折总算要来了总谱。据陈钢说，那个时候《梁祝》还没有出版总谱，那么估计就是“手抄本”。音乐会的主办方、莫斯科广播电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曹鹏请来了世界顶级的小提琴演奏家——与奥伊斯特拉赫齐名的格里希登。不过曹鹏在研读总谱时又发现，在协奏曲中需要的几件中国民乐器中，唯独板鼓在莫斯科没有，向国内邮购也来不及了，最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格林卡博物馆”里找到这件宝贝，才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番排练，次年2月，莫斯科交响乐团在曹鹏的指挥下第一次完成了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梁祝》征服了莫斯科大剧院内的所有观众。
自此，《梁祝》在五十多年里传遍了全世界，在苏联、蒙古、越南、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都有演出。有人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这样的世界级影响是我们在当时不敢想象的。”陈钢说。
1960年，陈钢毕业后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后来他为喜剧电影《球迷》配乐，尝试将戏曲的过门、民歌和西方现代作曲技巧结合起来，结果这部片子被批判，不能公映，陈钢也因此遭到牵连。不久又遭到第二次打击，被送到大别山劳动。十年动乱中，《梁祝》和《球迷》被指责为“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的毒汁”。陈钢被关进学院的牛棚，还被打成脑震荡。孟波呢，因为圈定创作《梁祝》而被“炮轰”，有人批他“比杀人犯还杀人犯”。
十年动乱结束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重回人间无疑是一个春天到来的信号，大约在1978年6月，文汇报上一个小角落发布了一条消息：当天晚上8点钟，《梁祝》将开禁播放。这天晚上，成千上万乐迷或曾经学过小提琴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虽然听的是“文革”前的老版本，但播音员清晰无误地报了曲作者何占豪和陈钢以及演奏者俞丽拿的名字。
两只蝴蝶在漫长的冬眠后终于振翅飞翔了。
其实呢，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梁祝》。
在海外反华势力最疯狂的时代，许多对中国比较陌生的外国人听了《梁祝》后大惑不解：能创作出这样优美的音乐难道是一个“凶恶”的赤色国家？
即使在国内政治运动波诡云谲的形势下，《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也不可阻挡地穿过国界，飞到海外。在海外，老外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只能译为《蝴蝶的爱情》或更加香艳的《蝴蝶情侣》，梁祝的故事催人泪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钢说：“1981年我到美国访问，许多华人告诉我，西方人对大陆改变印象就是从《梁祝》开始的。有两位素昧平生的台湾人请我吃饭，一个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邓玉屏，她告诉我，她对大陆的印象就是从听了《梁祝》后改变的。她的先生也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了，转而研究东方文化。他们还告诉我，《梁祝》在台湾演奏时改名为《殉情记》，有个女士特地摘下戒指鼓掌——她的手都拍痛了。”
1980年，美国冰上芭蕾团在首都体育馆表演，冰上芭蕾明星弗来明以压轴节目出镜，身着透明美丽的“蝴蝶衣”在《梁祝》音乐中翩翩起舞，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后来，美国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华时也听了《梁祝》，真诚地说：“太好了，真美啊！”
上世纪80年代中，《梁祝》连续四年获得香港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又荣获中国首次金唱片奖与创作特别奖。美国卡耐基音乐厅一百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也演奏了《梁祝》。最让陈钢难忘的是，1997年7月2日，时值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碗形露天剧场举行了盛大的音乐焰火晚会，好莱坞交响乐团为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伴奏，曲目就是《梁祝》。
陈钢说：“这是剧场建成七十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吕思清的小提琴还没有夹到下巴，只不过前奏缓缓响起，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完全可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这个场景也印证了这台节目的题目：为中国喝彩！当时我在贵宾席就座，面对此景此情，不禁热泪满襟。那天的节目，你看看：杨丽萍的独舞，孔祥东的钢琴《黄河》、吕思清演奏的《梁祝》……那一刻真是扬眉吐气！”
《梁祝》这只蝴蝶因为赞美爱情，弘扬人性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种族、超越时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鲜亮符号，一张金色的名片。
最美的那只“蝴蝶”在哪里
《梁祝》再次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爱情与人性的思考，对美的事物的向往。特别是在青年人价值观发生变异的今天，它的美学价值和净化心灵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梁祝》解禁后的声望达到高峰，三十年来，上海推出了以《梁祝》为专题的文艺比赛，后来不断有人移植到别的形式中，比如金星创作了现代舞剧《梁祝》，器乐曲方面的移植和改编还有高胡协奏曲、口琴协奏曲、二胡协奏曲、钢琴伴奏版等……
就在前几年，《梁祝》的发行量已逾1000万张（盘）——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还有难以统计的盗版！
而发行量最大的还是日本的《梁祝》，演奏者是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这个美女小提琴家一辈子演奏《梁祝》，获得过多次“金唱片奖”，她演奏的《梁祝》发到800多万张了。在她的住所里到处是蝴蝶的图案，连每次演出时穿的也是不同的“蝴蝶衣”——那全是定做的。
1981年，陈钢在美国访问，到新奥尔良一位音乐教授家里作客，在一张屏风后面听到了主人特意安排的琴声——就是西崎崇子演奏的《蝴蝶情侣》（《梁祝》的译名），几个月后，陈钢在香港与她合作演出《梁祝》，又跟她讲解了剧情和历史背景及中国戏曲的特点等，本来西崎崇子的演奏要花30分钟，略显冗长，经陈钢讲解后就回复到原来的26分钟，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也越来越精准了，戏剧性得到了加强。1985年，西崎崇子邀请陈钢为她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陈钢就创作了《王昭君》，首演后获得很大成功。1995年有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汇展上获奖后，又在1997年赴美国演出，随后又在莫斯科灌成唱片。
再次品尝成功的美酒后，陈钢的额上飘过一片乌云，“现在的学生很难体会梁祝爱情的真谛和内涵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值得探讨。这些年来，在国内吕思清、李传韵、薛伟、谢楠都拉过《梁祝》，都很优秀，但我认为能将《梁祝》拉得最精准、最出彩的倒不一定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比如西崎崇子，她一辈子拉《梁祝》，再比如夏汉姆，是个犹太人，去年冬天来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精湛的技艺让人服膺，跟我合作过钢琴版《梁祝》和红色小提琴系列的小提琴家潘寅林也认为他拉得最好。”
“《梁祝》是中国的蝴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对生命的礼赞，确定了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抒发了中国人的感情，也感动了整个世界。但我认为，在网络时代，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中国的当下，感动下一代是最最重要的。”陈钢说到这里也动情了，他凝视着窗外，窗外传来一段上音学子正在练习的西方小提琴独奏曲，“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梁祝》，我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更是一种普遍意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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