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汕头有机会和几位茶道爱好者闲聊，学习到不少有关乌龙茶的知识。在中国人品茗悟道的过程中，自古就着重关注茶叶的产地，而将加工制作手艺的因素包含在产地因素之中，很少单独分析。近几年来品茶的热点又集中在窖藏“老茶”方面，这似乎与收藏热有关，“喝新茶、品老酒”的传统看来是过时了。

其实同样一个产地的茶叶，理论上都可以制成绿茶、乌龙茶、红茶、黑茶等不同类型的成品，这是根据发酵程度决定的。根据不同茶种和水土，某一地区所产茶叶的特性更适合制作某一类型的茶，比如杭州、山东出绿茶，福建、广东出乌龙茶，云南出红茶和黑茶，这些都是由茶叶特质和制作工艺决定的。但福建产的茶叶同样可以做成红茶，云南普洱地区的茶叶也可以做成绿茶，只不过没有武夷岩茶、普洱黑茶那么著名就是了。可见对于茶叶最终的口味，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制作工艺，只有在同等制作工艺的前提下，产地、采摘时间、树龄、海拔等因素才会有意义。这就像神户牛肉和窦店牛肉的品质确有很大差异，但只有在同等水平的厨师，用相同方式烹调的前提下，这种差异才会显得突出和明显——神户牛肉也可以炖土豆、绞馅儿包饺子，只要不怕糟蹋东西。但是国内大部分品茶爱好者在选择茶叶时，都是认地儿不认人（或品牌），龙井、安溪、普洱、凤凰、黄山这些地名成为了茶叶品质的标签，而制茶者、作坊、公司则很少受到关注。

对制茶者的忽视，和中国音乐传统上对作曲者的忽视相似。我国古代音乐作品很少记录作曲者，如果被记录也更多是因为作者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成就，而不是作曲造诣本身。中国近代许多“民歌”的情况与茶叶一样，只知道产地，不知道具体创作者。其实音乐作品极少有“集体创作”的。古代的民间音乐由于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无数次再创作，作者不详很正常。但近、当代音乐作者不详的情况，国内远多与国外。许多“中国民歌”从旋律写作技法上看，不太可能是纯民间原发性的集体创作，如《在银色的月光下》中还有转调，却被冠以“塔塔尔族民歌”，这显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只不过原作者不详，整理和改编者采集整理后，只能以采风地点的民歌来定义了。如果说这种大量“民歌”无人认领的情况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那么一些当代创作歌曲创作者的“佚名”就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了：一位青年军旅作曲家外出旅游路过某地区所在部队营房，碰巧遇到连队正在集体学唱他写的歌曲，当然是非常自豪和兴奋。于是他一直等到连队训练结束，上前问一位士兵：“你知道刚才你们唱的歌是谁写的吗？”士兵赶紧找出歌谱查看，然后高声回答：“佚名！”可想而知这位作曲家的心情。

不仅国内的创作歌曲经常受到“作曲者不详”的待遇，许多外国歌曲也经常被当作“民歌”以讹传讹。比如《我的太阳》、《负心人》、《桑塔露琪亚》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民间流行歌曲都是有作者的，在正式出版的乐谱上也都写明了词曲作者，但在国内许多音乐会的曲目单上，经常仅冠以“意大利民歌”或“拿波里歌曲”，无视词曲者的存在。像《伏尔加船夫曲》、《小路》、《喀秋莎》等歌曲也都有各自的词曲作者，并非集体创作，可是在国内经常仅以“俄罗斯民歌”、“前苏联歌曲”名义出现，甚至在一些普及性乐谱中也仅如此注明。查找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一点也不困难，但就像大家更信任不知道出品公司的散茶，而不知为何不喜欢品牌茶叶一样，一首歌如果冠以“民歌”的名义，似乎在国内更容易推广并被群众接受。

其实“民歌（Folk song）”的概念古今、中外均有所不同。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其代表作《乡间的小路》、《乡愁四韵》、《橄榄树》等都是个人创作。勃拉姆斯的声乐套曲《吉普赛人之歌》以及著名的《徒然的小夜曲》虽然副标题都冠以Volks lied，但无论词、曲都是个人创作——在此“民歌”所指的更多的是音乐风格与歌词题材，而非体裁类型。在国内过去一提“民歌”似乎所指的是“作者不详的农村民间歌曲”（城市民歌则多称为“小调”）。当代“民歌”又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后者似乎是指专为“民族唱法”而作的歌曲。但这些都是个人创作的新民歌，更重视的是程式化的曲风和自成一派的审美，作曲家的个性展示退居其次，这或许与我国传统上“只知产地不知作者”的民歌文化有关。

近年来“老茶”身价倍增，其实耐储藏茶的出现，就像腊肉、酱菜、蜜饯、奶酪、豆腐乳一样，为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便于运输和保存。好茶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原料的新鲜、优质，更在于制作的精良，否则30年的酱豆腐还是酱豆腐，愿意炒作可以，品尝就算了。好音乐的关键，也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水准。音乐研究可以着重于民间性、群众性，但在创作方面，必须给创作者足够的地位与尊重，才能收获更多的艺术精品。

• 本文的相关书签：
  民歌 茶叶 音乐创作 音乐版权 音乐 随笔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