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苏联举办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小伙儿范·克莱本出人意料的一举夺魁。这对于当时正处于“冷战”状态并随时可能引爆“热战”的美、苏两国都是爆炸性的事件。加之克莱本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老师，是逃亡至美国的俄国钢琴家列文涅夫人，而且据说当时苏联最杰出的钢琴大师李赫特（Sviatoslav Richter），出于对苏联政府有关部门“打招呼”的倔强反抗，在决赛的时候竟然给本国选手打了零分、给“敌国”选手打了满分。种种这些传奇，使得克莱本返回美国以后受到了“国家英雄”般的欢迎，上至总统下至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的市民，都对这位“独闯龙潭勇得虎子”的钢琴英雄表示敬意。他甚至可能是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之前人气最高的“美国偶像”。
随着克莱本通过比赛夺魁一举成名，无论是经纪公司还是青年钢琴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现了这条功成名就的捷径。于是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各种音乐比赛成为业内最为关注的焦点，并由此成就了阿什肯纳吉、波利尼、阿格里奇、波格雷里奇、柯岗、帕尔曼等等明星演奏家。直至二十世纪末，多年比赛催生出的“新星”库存过剩，加之电视选秀强势挤占了明星市场份额，国际古典乐坛才又有回归到二十世纪前半叶那种靠开音乐会、录唱片苦熬知名度模式的趋势。时至二十一世纪，国际音乐比赛早已由五十年前那种类似奥运会的“终极对决”，变为更像是NBA季前选秀那种职业资格遴选：如果获得了“状元秀”，今后的职业生涯就会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会赢得经纪公司的重视，并吸引更多媒体的注意。但这并不是成为职业演奏家的“必经之路”，更不再是可以“一战成名”的终极考场，夺魁只是获得一个相对靠前的起跑位置，是兔子是龟还是要看自己未来的努力和运气。
上周在微博上看到有音乐专业人士将某著名国际音乐赛事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并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类比获得该比赛金奖的选手。我觉得如果将当年的柴可夫斯基比赛与奥运会相提并论，将范·克莱本与杰西·欧文斯类比，虽不恰当倒还多少沾边。但是将音乐比赛与诺贝尔奖并列，如果不是知识结构欠缺，则是逻辑混乱的表现。首先，所有的音乐比赛都是“选拔赛”，它是为青年音乐家提供展现自身实力的平台，从而开拓未来更广阔的职业前途；诺贝尔文学奖是“成就贡献认证”，是对文学家已经完成的作品和成就表示高度肯定的一种奖励，带有一定的总结定论意味，虽不能完全说是“终身成就奖”，但也绝不是“进步新锐”奖。其次，诺贝尔文学奖是针对一度创作者的奖项，而不是“表演奖”；柴可夫斯基、肖邦、伊丽莎白等等音乐比赛都是演奏、演唱比赛，像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甚至是肖邦作品演奏的专项比赛，这就像“年度最佳小说奖”与“年度最佳曹禺作品表演奖”的区别，没有可类比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家可以凭借一部作品享誉终生，比如莫言有一部《丰乳肥臀》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假如就此搁笔他也永远是文学家；而音乐家演奏、演唱家得了一次大奖，只能获得一定时间段内的关注与机会，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成就和进步，则不能永远享有“演奏家”的光环。因此用比赛金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类比，这种“捧杀”对当事人和媒体受众，都会是一种误导。
很多钢琴学者和音乐爱好者都认为，范·克莱本在获奖之后的世界巡演是他演奏生涯的顶峰，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从60年代中期直至1978年退出舞台，没有再留下可以达到“经典”质量的唱片。我个人从克莱本的唱片录音上并没有感受到特别明显“衰退”的迹象，因为我也没觉得他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的录音有那么无与伦比的杰出。他后来的技巧表现一直规范准确，音乐性方面也依旧流畅热情，没有败笔。不过如果1958年苏联没有举办那届成就他偶像声誉的比赛，或是“有关部门”没弄巧成拙而惹怒评委，这位四年前就签约当时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在卡纳基音乐厅与世界顶级指挥合作《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新锐钢琴家，或许会有着更加平稳、也更加令人信服的成就。作为一位广受尊敬的音乐活动家，范·克莱本从1962年开始举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国际钢琴比赛，其在曲目范围的多样性、奖励方式的长远意义和评委公信力方面，至今堪称业内最令人信服的比赛之一。这或许比他本人在演奏方面曾经的辉煌，是对于钢琴艺术更大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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