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人们择水而居。水带来了沃土、草木、牛羊、便利而便宜的交通。人类就是这么发展来的，在水边，渔猎，开垦，耕种，种出粮食、果木、花朵、变幻万千的生活……居住河岸的人，繁衍而壮大，渐渐向着更深、更远、更庞杂的地域开拓疆土，直至覆盖整个陆地。

民歌，也像是世界上的河流，河系纵横，四通八达。古早的人类，依水而歌，这些歌生长、更迭、一代一代，然后演变、蔓延、拓展，到达更深、更远、更庞博、更广大的场域，繁衍为音乐上的大千世界。

民歌是民族的。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民歌。它的根扎在土里，代表着一方水土和人文，是土地、风、四季、族群的声音。后来，广泛通行于全球的音乐为欧陆古典体系主导，这是欧洲民歌所衍生的体系，民歌不一定跟它一个家族，可能是平行的家族。因为根植在自己的土地上，它往往显得土，糙，不协和；不识其真面目的人，甚至以为它低级，丑陋，上不了台面。

民歌是野性的。是未驯化的野生事物。出生不为什么，只因为有适宜的气候，有生命的冲动，就长起来了，开出了花朵。从美学根源上说，民歌是激情，在激情中人要呼喊，这呼喊，就是歌。而最初的歌，就是民歌。

民歌是附丽于语言的。歌最早就是语言。由于情绪激动，由于内心颤抖，说话的声调和节奏扭曲了，升华了，变成了歌。歌是语言的激情形式，语言是歌的家，也是音乐的家。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民歌，考察它们的初态我们会发现，其节奏是不规则的，速度是随意的，由语言的形式自由形成；旋律则是由音高起伏不大的短小片断串织而成，由说话的音调自然形成。就像中国戏曲，建立在方言之上，旋律（中国人称之“腔”）、节奏（中国人称之“板眼”）正是地方话语调、顿挫的扩展；英美民歌，是对英语语调、说话特征的扩展。

在工业时代，人们的栖居地迅速从乡村拓展到了城市，更多的乡人、农人涌进了城市。但是土地、乡音和民歌的记忆，依然伴随着他们。民歌是所有音乐的故乡。

以中国为例，有五种民歌形态：

一种是祖先传下来的、民族的原歌原唱。近年来，传媒给了它一个封号，叫“原生态民歌”。中国唱片总公司出过4种“原生态民歌”，分别是陕北信天游（王向荣）、青海花儿（朱仲禄）、蒙古长调（扎格达苏荣）、山西左权羊倌歌（石占明）。此外，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瑶族、佤族、藏族、满族、侗族、傈僳族及台湾高山族各支，各有专辑CD传世。

一种是学院派民歌，这是今日大众舞台上的主流，代表人物如宋祖英、彭丽媛、祖海。学院派民歌从唱腔上说，是从民歌中萃取的民族声乐；从创作上说，是专业作者吸收民歌特色对民歌的仿作。它们往往有炫目的技巧，千人一面的声腔，却不接地气，缺乏生命感，失去了民歌源自于民众生活的真实的苦与乐。

一种是城市中的民歌，以民歌为体，以城市的新的生活为素材，一批民间歌手焕发出在城市中的新的民唱。在以CD为载体的唱片工业倒下之后，以弹唱姿态出现的民歌手在城市酒吧蔚然成风，“野孩子”、杨一、周云蓬、小河、万晓利、苏阳、李志、吴吞、吴俊德、洪启、马条、小娟、何力、张智、钟立风、王梵瑞、郝云、邵夷贝、大乔小乔、巴奈、林生祥、林一峰、陈绮贞、陈珊妮、张悬、卢广仲……哦，这个名单是列不尽的。

一种是近年突然爆发的——它回到民歌本原，回到语言的根，同时也站在这一代人生存所面对的各种纠缠、斗争之中，试图重新创生出像传统一样朴素、纯粹、强大、近似原生的歌谣。这类尝试中最好的作品，有一种与天地人相往来的创世气息。这类民歌还不多，但是已足够惊人，我近几年听到的有：马常胜《油菜花开的季节》、“五条人”《一些风景》、关栋天《短歌行》、罗思容与孤毛头《揽花去》、张广天《杨柳枝》。

还有一种是看不见的民歌。民歌渗透在各类音乐里，是骨血、灵魂，是花边儿、胡椒面，也可能是虎皮、大旗。

但是，决不夸张地说，各类音乐，都是民歌的子孙，这是繁衍几百万年的庞大家族。人类有多长，差不多民歌就有多长。

世界的民歌版图，也大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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