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期间有时间和心情好好听唱片，很长时间没有听民乐唱片的我偶然听到一张叫做《自在》的中阮专辑，风格敏锐独特，没想到优雅的民族乐器也能够诠释出如此锐利和“自在”的音乐气质。于是通过网络，我找到了这张唱片的中阮演奏家王艺、整张专辑的作曲家王术、唱片制作人刘星，一起聊起了一些我一直感兴趣，但由于“外行”而不敢发表意见的关于当代民乐的问题。

近年来站着拉二胡、弹琵琶的越来越多了，“女子十二乐坊”的模式成为当代“新民乐”的潮流；同时在音乐学院，用民族乐器演奏西洋古典音乐名作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仅我个人合作过的就有用二胡演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用笙演奏的《四小天鹅舞曲》等等，在我高度钦佩演奏家卓越技巧的同时，音乐风格的错位也是我难以适应的。民乐（在不同华人地区又称中乐、华乐、国乐）是我国的国粹，同样是国粹，戏曲虽然也经过了“革命现代戏”的改革过程，但却很少有“通俗化“、“中西结合”的尝试。我小时候听过一场“电声伴奏京剧”演唱会，当时觉得挺好玩儿的，但后来据说被各种媒体、专家骂的狗血喷头，后来没再听说有人做过类似尝试。而“新民乐”现在远比“电声伴奏”走的远。关于这个问题，作为职业中阮演奏家的王艺说的很厚道：“艺术的美应该是不拘泥于形式，百花齐放。我尊重每一个在艺术上认真追求努力付出过的人。当然每一种风格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同样，关于民族乐器是该继承传统、保留国粹原貌，还是与西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结合的问题，中阮演奏家、作曲家刘星的看法很透彻：“不矛盾。传统永远是传统，结合也未尝不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走的多远并不重要，关键走的要有质量，并且在需要回来时能够回得来。作曲家王术说起这张“自在”风格的唱片时也说：“这是一张中西方材料和写作技术紧密结合的专辑。材料上受中国民间音乐所启发多，发展上受西方音乐的启发更多。”

民乐专辑《自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专业作曲家研习的技法体系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的，因此在创作民乐作品时必然是“中西结合”，没有纯粹“传统的”，因为近代意义上的“作曲”专业本身就是来自西方的；也没有纯粹的“西化”，因为乐器是中国的，它必然有它的特质。因此为民乐作曲，就像用汉语写歌剧、艺术歌曲一样，每一次都会是一种创新和挑战。

另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是关于民族交响乐队。不少音乐家都曾对按照西洋交响乐队编制套搬过来的民族交响乐队有过尖锐的质疑，比如校音困难、音色不融合、低音乐器缺乏、移植西洋作品风格差异等等。作为民乐演奏家，刘星对这个问题显得相当无奈：“提到交响乐就与传统无关了：中国的民族乐队目前处境尴尬，受音响观念与演奏观念的制约，配置的问题很大，‘处于传统非传统、民间非民间、现代非现代之中’（摘自即将出版的《阮技习谱》序言）。未来，一时半会没戏，就这体制。”

的确，如果用对西洋交响乐团的标准来评价任何一支民乐团，应该都是不及格，但问题是这种评价标准本身是否合理？这就像用西方人的审美趋向和身材标准在国内搞选美比赛，这个趋向和标准本身是否适宜？当然，前提是这个选美的确很有必要，之后的争论才有必要。正如刘星所说，在现行体制下，对已经具有数十年“传统”的民族交响乐团进行“大手术”是“没戏”的，但对于真正了解民族交响乐团特质的作曲家而言，为它“量身定做”作品，也许远比从西方经典曲库中“移植”要有意义。比如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谭盾的胡琴协奏曲《火祭》、刘星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等等，都是很好的发挥了民乐交响乐团的独特音响效果，展现出与西洋交响乐团殊途而同归的审美效果。但这些优秀作品究竟是开创了一条可以继续发展的新路，或仅是基于个人天才、不具备广泛借鉴意义的“例外”，只有靠时间和实践去解答了。

中国民族音乐中有没有“室内乐”？这也是我不敢轻易妄言的问题。但如果以18、19世纪西方“室内乐重奏”的形式和内涵去寻找，我觉得也许古琴与箫的“重奏”是很神似的。提起《自在》这张绝对“小众”唱片的创作初衷，作曲家王术的观点很令我兴奋：“发展中国器乐室内乐，吸引更多的演奏者和听众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平静。”

在一个大众音乐普遍追求“大”、“艳”、“响”的时代，“小”、“素”、“静”的室内乐，其实更有逆势而上、开拓自我空间的机会，就像在集体“盲从”的时代，“自在”对于人们反而更有吸引力。正如王艺所言：“我们制作这张专辑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独立，这种光彩照人的感受远远胜过我穿任何一条美丽的裙子，背任何一个名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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