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卫视在2010年10月初曾播出了一台向外国人颁奖的晚会。评审团的颁奖词，获奖感言，先前获奖者向新人传递奖杯的方式，都给观众似曾相识之感。晚会的压轴是一对年轻法国夫妇，轻松的会场突然有了一些沉重。原来，夫妇二人几年来一直在中国北方农村收养被弃的脑瘫与盲聋儿童，简陋的收养院落名叫“济慈之家”，已有几十个孩子入住。“济慈之家”这晚带来了残障儿童组织的乐队，演唱的曲目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孩子们手持各种乐器，在法国夫妇的引导下，高唱“光芒照耀大地”，“我们团结在一起”。声音尽管参差不齐，但现场听众鸦雀无声。

这支名叫“方便面”的小乐队音准上有问题，孩子们也并不懂得歌词的意思，更不明白贝多芬、席勒姓甚名谁。他们是在背诵歌词，偶尔才有一点儿曲调哼唱出来。可整个晚上，其他的获奖者、获奖词，连带一幕幕演出都瞬间黯淡了，镁光灯聚焦在一个个脑袋几乎在轮椅上抬不起来的病童身上。贝多芬歌曲里“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题，由他们唱出来，反差强烈。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直在重大国际事件的纪念仪式中演奏，曲尾的合唱《欢乐颂》更是响遏行云，是人类理想主义感情的极致表达，充满符号学的意义。记得20年前，最著名的一次演出是柏林墙倒塌的纪念音乐会。当时乐队把“欢乐颂”改为“自由颂”，词语的改动让人耳目一新，生发全新的意义。“自由”一词，准确表达了参与这一历史进程者的心声。

说来讽刺，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时完全耳聋，他追求声音的最大化，完全不顾及乐章之间的平衡以及曲式的固定要求。把带有宗教情怀的合唱《欢乐颂》安排到乐曲末尾，对贝多芬而言，是为先前所有交响曲的创作找到一个支点，同时为内心漫长的冲突做一番结论。《欢乐颂》无疑是一座音乐建筑的穹顶。

作曲家-L.V.Beethoven[贝多芬]

大约1817年起，贝多芬就开始写这部交响曲的主题，各个乐章数易其稿，到1824年首演时各乐章的形制才确定下来。首场演出，贝多芬背对听众，乐队听命另一人指挥，贝多芬则指挥这个指挥，因为乐手与歌手根本不能领会一个聋子的手势。乐曲结束，女主唱牵着贝多芬扭过身来时，他才看到观众疯狂鼓掌，如梦方醒。只有通过观察他人的表情，贝多芬才凭着对声音的想象参与了作品的落成典礼。

据记载，乐队首演付清所有花费后净得420弗罗林，折合42英镑。贝多芬此后曾疑心同伴作伪，致信斥责，认为他们欺骗了自己。一旦离开音乐，贝多芬有的只是对世界的深刻怀疑，心理的严重扭曲与不安，从不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回事。

到了20世纪，贝多芬音乐作品里的英雄情怀与理想主义，已经是学者与乐迷长期讨论的题目。《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出现的英雄与民众之间的对唱，似乎表现了他“英雄领导民众”的历史观，而非今天推崇的公民主义。有人撰文说贝多芬的英雄是强权化身，19世纪就开始在德国文化里发酵，到20世纪终于诞生了从事种族灭绝的军事强人，一座座集中营是英雄们的终极作品。文章进一步延伸，认为宗教狂热般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当权者奴役众生的工具。贝多芬音乐里的孤愤，与命运搏斗的情怀，也被解读成革命狂躁症的化身。五线谱变成了政治文献，他理所当然被当成了强权者的音乐代言人。

“英雄”与“民众”的对唱，是大合唱《欢乐颂》的铺垫，形式上的过渡。这个英雄也可理解为引导众生抵达应许之地的先知。乐章最后表达的人类一统、共同荣耀上帝的理想主义是落脚点，也是其内心向宗教的皈依。现今乐迷普遍接受的是理想与温情的贝多芬，不接受他的英雄主义，认为那是超人哲学的温床。人们喜欢他的钢琴奏鸣曲与四重奏，倾听其乐章间干净、深刻、充满力度的表达。

贝多芬作为那个时代的先锋与另类，单就交响曲的影响力而言，有谁的作品比他的《第九交响曲》更大、更撞击人心呢？晚会上病童们的演唱，让人听到了一个人性的贝多芬和爱的不变主题。作为神性与人性之爱的契合，《欢乐颂》的价值观从不另类。而诠释者脱离音乐的那些解读，只是印证了20世纪下半叶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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