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在8年抗日战争中在中国的传播因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受到很大的困难。贝多芬的接受乏善可陈。
那时全国的音乐生活，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主宰的是抗战歌曲，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在敌占区只能是浸泡在敌伪炮制的靡靡之音。那时大后方只有一个专业音乐学院，在物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师生们进行专业音乐教学，用的材料多数是贝多芬的，他们在1943年与“国立音乐院实验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贝九的“欢乐颂”合唱乐章，指挥是金律声，歌词用的是曾任国立音乐院院长顾毓琇的译文；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也演出了这个单独的乐章，歌词是德文原文。
广大群众中有爱好者主要通过旧唱片来接触贝多芬的作品，有很多的例子，年轻学生（包括本文作者在中学时代）偶从友人或音乐教师中保有的《田园交响曲》的快转唱片，用竹针在留声机上在急速旋转（每分钟78转）的胶盘唱片上摩擦，听到了贝多芬而爱上了贝多芬。
七、解放以后贝多芬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布
解放以后贝多芬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布。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健康向上，他的大小作品都贯串了人文精神，民主精神，和战斗精神。他的几个大型作品，特别表现在他的第九交响曲中，体现了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我国古代的先哲（孔子为代表，礼记的“礼运篇”）向往过，仁人志士（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追求过，就贝多芬本人的思想和他的音乐表现出的是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当时称为“第三等级”）提出来的，写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问题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你温柔的翅膀下人人变成兄弟”— 世界大同的理想已证明不再是空想，而是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可能实现的，而是通过险阻曲折的道路，通过十几代人，或更长久时间的努力和艰苦奋斗才能实现，这不是轻而易举的。贝多芬的音乐就代表了和对这样的人类理想的向往，追求，斗争，号召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和欢呼。这也是在中国人民在争得解放，获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名共和国后，贝多芬必然受到格外重视的原因。
1959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中央乐团于10月1日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指挥是严良堃。这是贝九在中国第一次四个乐章得到完整上演，可以称得起贝九在中国的首演。这次演出取得成功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的乐队历史毕竟还短，演奏贝九要面对很多的技术难度。乐队队员和合唱队员排练时勤学苦练，勇于攀登贝多芬在这个乐曲中设下的难度的高峰。演出的效果良好，现出了乐队、合唱和指挥对乐队的驾御和对乐曲的演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受到中外听众的好评。人们都为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力量第一次上演贝多芬这支闻名世界的代表作而感到自豪。
1949年以后这贝多芬音乐的出版物在国家级的“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书目中，贝多芬的作品在品种上（交响曲，钢琴曲，协奏曲，室内乐）和发行数量上成十倍或几十倍地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音乐学校增加了，乐队增加了，业余练钢琴的人多了，他们都需要乐谱。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独生子女的增加，买得起钢琴和其他乐器的家庭愈来愈多，父母对子女教育素质的提高，有数不清的家庭从学前教育起就培养孩子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就少不了各处响起贝多芬音乐，贝多芬的WoO59“献给爱丽丝”的声音在各处大城市街巷的窗口随便可以听到，贝九“欢乐颂”带着中文歌词的主旋律哪个小学生都能哼唱几句。北京大学幼儿园每到12月16日孩子们举办纪念“贝多芬老爷爷的生日”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有一半的演奏曲目是简易的或简化了的贝多芬乐曲。老师们要求孩子们学习“贝多芬老爷爷”克服困难（耳聋）勤奋学习，学习他爱母亲，爱祖国的高尚精神。
“文革”时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文化虚无主义横行天下的日子里，贝多芬的声音也没有被完全被扼杀。虽然文革时贝多芬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下遭到了否定，本文作者也因此在“文革”中因在青年学生中散布贝多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罪名下遭到“专题批判大会”的控诉和批斗。但是江青之流的政治小丑挡不住贝多芬的艺术力量。中美建交后，为了文化交流，“费城管弦乐团”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到北京，在著名奥曼迪的指挥下，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在北京民族宫音乐厅得到了演出。文革时期中央乐团被江青和他的爪牙控制，专演江青一伙炮制的“样板戏”，被人讥称“样板团”，但他们不敢违抗周恩来总理做出的演出指示，他们不得不让当时的“中央乐团”演出如“田园交响曲”等这样的贝多芬名曲来应付外交接待任务。这当然不是为普通听众的自由演出，而是一种无奈的应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在这样不自由的与贝多芬精神敌对的政治环境下，人们也无法绕开贝多芬。
“四人帮”垮台以后，贝多芬的介绍和他的音乐的演奏像开了闸的水奔流在中国大地上，受到听众的欢呼和庆幸，本文作者在宣布四人帮垮台不到一个月，便在北京大学举办贝多芬音乐欣赏会，为的是抗议四人帮在文革中对这位大音乐家的亵渎和污辱，也就是那时说的“平反”，欣赏会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教室举行，不仅是北大师生踊跃参加，连北京各界人士也闻风而来，教室内外挤满了人，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钱仁康先生因公在京，他也闻风赶来北大，带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这个“平反”唱片欣赏会。
四人帮倒台，冲开了欣赏、演奏、介绍、研究贝多芬的各种渠道：
首先音乐界的老前辈陈洪教授是我国少数专门研究贝多芬的音乐史家之一，他在解放前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就写过一篇研究贝多芬的论文题名为《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研究》，这可以被认为我国第一篇贝多芬的专题论文。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问世，这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音乐舞蹈卷（1989年出版）贝多芬条目是陈洪教授执笔撰写的，该条目占了5000字上下，言简意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这个伟大音乐家的生平和创作。尽管贝多芬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就前所叙，介绍的时间已近百年，各时期各家的介绍都存在着缺失和片面，陈洪教授的这个条目介绍的贝多芬比较全面准确，科学性强，可用作广大贝多芬研究者，演奏家，爱好者了解贝多芬生平和创作的可靠参考。陈洪教授对贝多芬的知识丰富，理解深刻，他翻译的两部关于贝多芬交响曲的书—贝辽兹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和奥地利指挥魏因伽特纳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都是有天才有经验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对贝多芬音乐的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体会；陈洪教授翻译的这两部书不仅使自己对贝多芬的见解有所深化，同时也为我国音乐工作者打开了贝多芬广阔视野的窗口。陈洪教授在我国的贝多芬接受史上为音乐界和音乐爱好者深入理解贝多芬所做的基础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1984年北京中央乐团为了纪念贝多芬诞辰145周年在该年的演出季通演了贝多芬全部九个交响曲；到2003年，中国爱乐乐团在该年度演出季中在“不朽的贝多芬”的名义下，又一次通演了贝多芬的九个交响曲，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耳福”，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乐队水平的提高和贝多芬在中国进一步的普及。
值得提起的是，2004年柏林举办“贝多芬音乐节”，我国受到了邀请，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带领该院的“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赴德演出，在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演出了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受到贝多芬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音乐学家的王次炤院长还向德国听众做了题为《贝多芬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回顾1906年贝多芬的名字和画像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到这次德国举办的“贝多芬音乐节”由中国青年人组成的庞大的乐队走到贝多芬的故乡向当地的人民演出“田园交响曲”，走了快整整一百年的历史，这是令人感叹的，也令人感到自豪的。因为这快一百年的时间中，贝多芬在中国能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这有多少人一代一代地贯注了他们的心血，付出了他们辛勤的劳动啊！
音乐学家王次炤在谈到贝多芬在中国被演出情况，他说：“贝多芬的作品是中国乐团上演最多的作品，也是外国乐团在中国最多演出的作品。在中国几十个交响乐团中，贝多芬的作品都是他们最常演出的、也是演出最多的曲目。”他谈到了贝多芬音乐音像制品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时说，“尽管流行音乐充斥年轻人的音像市场，但贝多芬的音乐依然是销售量最大的音像制品之一。”
“文革”以后傅雷的1946版《贝多芬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1978），该版本10年中印刷6次，印数达到18万5千册以上。由于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对培养青少年健向上的人生观具有明显的效果，国家教育部找人把此书重译并把另两本传记（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结合在一起归入《名人传》并定为“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从而《贝多芬传》成了全国中学生必读书。《贝多芬传》的重译是必要的，因为由于语言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傅雷的译文已显得过时了，重译本的译文较傅译本更接近当今的汉语，是广大青少年更容易接受。问题是傅译本和重译本都有一个缺点，即译文中的信件和引文是罗曼·罗兰从德文译成法语的，这些文字通过双重翻译译成中文，少不了使原文走样。
教育部把含有《贝多芬传》的必读书《名人传》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发行量达12万册。德国教育部门曾把贝多芬的《海里根施塔特的遗嘱》放进中学教科书中当作课文阅读，但把贝多芬一生的传记当作中学必读书目前了解只有中国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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